[空间]票证年代的日常生活 (吃睡一条龙)

　　又因为城市居民的粮食关系是跟着户籍走的，所以陶小霜在二舅家住了9年，她的所有票证都是先发在高家，再由母亲带给她——别人是一次分配，到陶小霜这里就是两次分配。
　　高家不会扣下她的票，但也不会‘调剂’票给她。哪家哪户没有个大病小灾的时候，所以像她这次一个人吃了一家人一旬鸡蛋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年月里很常见；一般类似的情况发生后，都会在家庭内部进行调剂——也就是一家人扯着用，实在不够的话还可以在亲友间再借一点。
　　但发生在陶小霜的身上就不行了！
　　如果是两天前，事情会这样发展：徐阿婆根本不会向母亲提起蛋票的事，二舅和二舅妈也会认了这损失，可陶小霜怎么能搞浆糊呢，她只会两个月都不碰鸡蛋，直到把‘债’还清。
　　而现在嘛，只要再等上几天，她就能轻松还上‘债’，几张蛋票算什么，以后就连鸡蛋——她都能想买就买、想吃就吃！不止鸡蛋，大肉、荤油、水果、糕点，以后她都可以尽情的吃！吃饱！吃好！
　　想到这里，即使两世为人，前世还曾在上海滩见过些世面，陶小霜也不禁心头火热。长期以来半饱不饥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陶小霜不禁在心中长叹一声。


第7章 票证
　　不过，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饭才是能马上吃进嘴里的食物。这种想法充满对食物的执着，在60年代里却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逻辑。
　　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城市居民的吃穿住用都是由国家定等按量分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土带来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农业生产、薄弱的工业建设完全跟不上新中国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会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极度短缺让统销统购、定量供应成为了大势所趋。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于是粮票、粮证出现了——从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钱不行了，还要票。
　　然后是肉票、油票，紧接着各种日常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也纳入了计划供应的范畴，于是副食品供应本、工业券等也应运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把粮本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开销除了算工资外还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业券等等。
　　根据供应情况的变化和紧俏程度的不同，各种物资对应的票或证能买到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变化的。陶小霜还记得在1960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时，沪上的肉票在年初时能按票值实买，到了年中就要‘节约’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着票也无肉可买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物资供应也不同：有一年供应不上的时候，上海发过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们惊倒一地；而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听说常年都发火柴票、绒线票、针票、各种票——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
　　另外，还要注意各种票证不同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限制。比如这时出远门必备的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其主要供异地出差的办事人员和地方调拨使用，所以使用期限至少是一年，使用范围则是全国。
　　而地方粮票就寒酸不少了，比如上海的地方粮票，那都是一季度一发的，用不完就过期作废，而且只能在上海境内使用。当然，例外也常有——去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沪上的各家大饭店居然只收全国通用粮票，反而不要本地的粮票了。
　　简而言之，这个年月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票证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票证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票证的分配和使用自然是极其复杂、多变的，说夸张一点，怎么得到和使用这些票证甚至都成了一门学问，精通这门学问才能当好家过好日子。
　　在这样缺衣少食的年月里，寄住在舅舅家里等着二次分配票证的陶小霜几乎很少有吃得好、吃得满足的时候。而口腹之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人类就会对吃这种行为产生出贪婪的*，陶小霜也不例外。
　　所以，只是憧憬着发了一会呆，陶小霜就被饭盒里发出诱人香味的金黄的煎蛋和油汪汪的米饭拉回了神。
　　吃几口炒饭，喝一口酸梅汤，她很快就把剩下的炒饭全吃下了肚。
　　满足地放下饭盒，陶小霜想了想，对孙齐圣说，“大圣，你也去打扑克吧，有宁鸥陪……”
　　一旁的宁鸥抢着说道，“对，我们不需要你，女同学聊天，男同学走开！”
　　孙齐圣把装满葱油饼干的袋子交给陶小霜，轻声道，“聊饿了就吃点”，说罢转身走了。
　　……
　　上午十一点，白炽的烈日开始升向天空的最高点。
　　聊累的两人赤脚朝外，肩并肩横躺在床上。
　　“霜霜，昨天我遇到倪爱蓉了”，宁鸥很突兀的说道。
　　突然听到这个名字，陶小霜不由得楞了一下。
　　倪爱蓉，曾经和宁鸥一样，是陶小霜最好的朋友。蓉蓉、鸥鸥、霜霜，互相喊着小名的三人曾是那么亲密。
　　宁鸥和陶小霜的初见在她们4岁的时候。宁叔叔和死于船难的陶父曾是一起擦甲板的小水手，他从广州一调回上海，就带着小宁鸥去看望陶奶奶。于是两个小囡在川沙的乡下玩耍，常滚成一对小花猫。
　　而倪爱蓉的加入则是小学时候的事了。那时，三个人在一个班，倪爱蓉是班长，陶小霜是文艺委员，宁鸥是体育委员。
　　上了初中，倪爱蓉和陶小霜还在一个学校，而宁鸥转到了其它学校。三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放学后总是一起做作业，星期日也是一起白相南京路，直到两年前，那场大运动改变了一切。
　　所有人都必须选择一个立场：是做造反派，还是做保皇党，或者做个逍遥派！激烈的派性斗争，血染的两条路线，社会动荡中，倪爱蓉和陶小霜、宁鸥渐行渐远。到了67年复课闹革命时，有一件事使两人和倪爱蓉之间出现了彻底的裂痕。
　　这一年来，在学校里陶小霜也常和倪爱蓉照面；每次遇见，两人都没有互相说过话。
　　心情特别复杂，陶小霜不觉就沉默了。
　　眼睛直盯着蚊帐的顶部，宁鸥喃喃自语似的说道：“当时我正下船，没留意。是她主动走过来和我说话的。她说，警备区文工团到你们学校招人，就两个名额，她被选上了……”
　　“哦，是吗？”陶小霜不知道文工团的事，她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66年停课闹革命时，陶小霜她们正读初二。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时，陶小霜待在同寿里里帮外婆做家务，宁鸥则学会了蝶泳和滑冰；与此同时，倪爱蓉则是学校大批判专栏的积极投稿人。做了两年的积极分子，校革会自然会推荐她呢。
　　“为什么她能忘了那件事？我一想到就……”宁鸥不解的问，她面色惨白，有些惶然不安。
　　“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呢？”有两世记忆的陶小霜不再害怕，却也是怅然。她发现宁鸥的情绪很糟，想了想，凑到宁鸥的耳边说道：“我觉得，也许——马恩爷爷知道。”
　　“马恩爷爷？谁呀？”
　　陶小霜挥舞双手作接见状，“马恩——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爷爷嘛！作为全世界*事业的奠基人，两个老爷爷肯定无所不知!”
　　“哈哈！”宁鸥大笑，翻过身抱住陶小霜滚成了一团。
　　“不行了，好热呀，我们停下来吧。”不爱运动的陶小霜先挂起免战旗。
　　看着身旁正喘气的陶小霜，宁鸥有些犹豫的说，“霜霜，倪爱蓉她还和我说，名额有两个，本来你也有机会的，可革委会里有人说你是逍遥派，就……”
　　宁鸥担心的看着陶小霜。她知道为了陶小霜毕业分配的事，徐阿婆可是和高家阿婆做过一场了。
　　陶小霜一听之下，确实有些懊恼：为了自己分配的事让妈妈和外婆难做，她是真的不想的；可是让她去做什么积极分子，她也做不了。努力和勉强是两码事，这一点陶小霜还分得清。
　　这样想着，陶小霜就对紧盯着自己的宁鸥说道：“算了，错过了文工团，不是还能进厂嘛！只要能进厂，我还是能留在上海的啦。”
　　宁鸥松了口气，她抬起右手，看了眼腕上戴的英纳格手表，随即惊呼道：“天啊，12点了！我妈还特别说了，让我12点回家吃饭呢……不行，我得走了!”
　　说完话，宁鸥慌忙穿上鞋,站起来就往外跑。
　　“你先打个电话回去，免得他们等。”陶小霜大声提醒她。
　　“知道了……霜霜，我走了。”
　　到了下午，开始下起了太阳雨。因为疲倦，陶小霜的午觉一直睡到了晚饭时间。
　　晚饭是糟毛豆、肉沫土豆丝配稀饭。
　　她吃饭的时候，在她的病床和窗户间的空位上，程迎军和孙齐圣四人围坐成一圈，打起了扑克。
　　他们打的是争上游，也不赌钱，就赌贴纸条。几个人一路打到晚上8点钟，结束时孙齐圣全胜，朱大友输得最惨，一张脸贴得跟白无常似的。
　　“孙大赢家，你负责打扫战场……我们先走一步。”庄沙提议道，朱大友附和着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