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风来/游记,或是指南 [精校出版] (鲍鲸鲸)

“尼泊尔？尼泊尔又在哪儿？”

莉莉姐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如果河豚会笑的话，就应该是现在的她这样。“尼泊尔嘛，著名的尼泊尔呀……”

我彻底傻了，因为我想起来尼泊尔是哪儿了。

尼！泊！尔！从意大利换到尼！泊！尔！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当然，我绝对不是对尼泊尔或者尼泊尔人民怀有不良情绪，而是老实说，尼泊尔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实在太陌生了，我的世界版图，是由四月的日本，盛夏的意大利，秋天的巴黎和下雪的北欧组成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对我来说只要给予祝福就好了，人没必要去的。

莉莉姐对震惊中的我说：很好的地方，很纯净，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呢，而且，从出发开始，就很幸福，不用准备什么存款证明，不用在职证明，什么都不用，准备好150块钱，就可以去办签证了。

什么？那种地方还要签证啊？没有落地签吗？难道不是在国境边上跟卫兵们打个招呼就可以悠闲的唱着歌溜达过去了吗？


一路脑子呆木的挤着地铁回了家，脑子里频闪着临走前莉莉姐跟我说的话：“别赌气了，你不去，好多人上赶着去呢，写促销文案的广告部的小李，想写专栏想很久了，人家还是正经科班毕业的呢，人哪，要惜福……”

看着书桌上厚厚的欧洲lp手册，意大利的那部分，我都贴上了便签，从侧面看，密密麻麻一厚叠。正发愣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吴亚丽发来的短信：蛋清儿，路上注意安全，替我们多看看，记得多拍照片，我把这个好消息在咱们大同高中同学的q群里说了，大家都替你高兴，等着看你采风的照片！”

看完这条短信，我又接着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一把抓起像砖头一样厚的旅行手册，往自己的头上砸过来，真指望着能一劳永逸，把自己从这个犯混蛋的世界里，清理出去。

第二天睡醒，我勉强能接受从意大利改为尼泊尔这个事实了。莉莉姐说的对，我不去，有的是人抢着去。从第一次求职失败后，我就明白了和外人赌气是一件当时非常爽事后悔穿肠的事儿。尼泊尔就尼泊尔吧，也算跨出国门了不是吗。

从北京去尼泊尔，要先去成都转机。报社给我买的是一个团购的机票，我上网查了查，有直飞的，也有从广州转机的。但是从成都转机的机票最便宜。而且，因为是团购的机票，看样子我们还要在成都临时组成一个旅行团，一起在酒店住一晚，第二天一起飞往尼泊尔，参加完两天的加德满都行程后，才能解散开始自由行。

旅行社发给我的行程通知里写着：“欢迎各位参加成都—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幸福之旅。我们将带您去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一起采摘幸福，抚摸幸福，零距离拥抱幸福。”

这行宣传语，我仔细看了半天。尤其最后三个排比句，总觉得能读出隐隐的粉红色的感觉。

我把准备在意大利穿的复古款连衣裙拿出来，塞进去了一双样子奇丑的登山鞋。最后一次收拾行李时，我一边沮丧的检查行李，一边在心里想“幸福指数”的问题。本来要去托斯卡纳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悠悠的喝红酒的我，现在的幸福指数基本上是负100，所以不管尼泊尔的幸福指数是不是爆棚，对我来说应该都于事无补。

而且，如果说到“幸福”，到底该怎么下定义呢？我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贴上“幸福”这个标签了，偶尔会有“还不错”“过的去”这样的生活感悟，但生活里充斥的更多的，还是“忍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励志短语。说到底，日子过得和通马桶差不多，忍着上下翻飞的水花，在心里赞颂自己的伟大。我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是在壮阔的大海上扬帆远航，但对我而言，生活只允许我在马桶里活出惊涛骇浪。即使航路险峻，我闯过万难千关，也并不值得多激动的为自己鼓鼓掌。

2011年9月11日晚8点半，我抵达了成都机场。刚走出闸口，就看到了一个老大爷举着一个木牌子，牌子上写着四个大字：“幸福之旅。”牌子四周，三三两两的站着刚抵达的团友。

这个临时旅行团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单身女孩，大学刚毕业的样子，眼睛瞪的像猫头鹰一样四处乱扫，长的又高又瘦，头发很短，从后面看过去，跟男的没两样。除了我们两个单独出行的，还有一个摄影驴友团，三男两女，脖子上挂着5d相机，各个都背着装尸袋那么大的背包，身披冲锋衣，脚蹬登山靴，有人的背包后面居然还挂着一行军铲，这群男女各个都是一脸的严峻沉默，不就是去尼泊尔旅个游么？整的跟要去雪山深处盗墓似的。

除了这个摄影冲锋团，我们这个旅行团里，还有一个可怕的团体，团队游的噩梦，出国行的克星，那就是——大姐团。

我一个做旅行社的朋友曾经总结过旅行中最让人讨厌的大婶团排名，第一名：美国大姐团。第二名：韩国大姐团。第三名，是台湾大姐团。

美国大姐团恶心人，主要恶心在视觉上。都很胖，丰乳肥臀的，一群美国大姐横跨过广场，简直就像象群慢悠悠的横穿过草原，一时间四周的空气密度都紧张了，心理上有种全世界的黄油都开始融化的感觉。

韩国大姐团恶心人，主要是因为韩国人可能有一半外星人的血统，所以不能够很好的和其他的地球人打成一片。就算是旅游，韩国大姐们也都是统一的身穿花衬衫，扣着白檐帽，手上还戴着一副破破烂烂的白手套，活像是刚从腌泡菜现场硬给拽到了景点旁。不过韩国大姐们倒是不聒噪，顶多是进了商店以后，一群人齐刷刷的大喊一声：“药布！”（老公），就跟集体被摸了屁股似的，吓人一跳。

台湾的大姐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吵，而且不管她们的度假地是哪儿，都要打扮成一副去毛里求斯晒太阳的样子。全程相机不离手，一刻不停的照相，照相时是一脸的淡定，扶着花儿看着天面带微笑小腹收紧，但照完以后就要立刻抓起相机查看一遍，而且查看完就要立刻重照一遍：哎呀！这张照片我脑袋后面有柱子挡到了啦！”照相——检查——重照一遍——寻找下一个照相景点，这就是台湾大姐团。

我走到写着“幸福之旅”的拍子地下报了个到，大姐团里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大姐一脸不耐烦的凑过来：“这下人齐了嘛，可以走了吧？”

举着幸福之旅木牌子的大爷一脸麻木的重新数了一遍人，然后摇摇头：“还差一个。你们先去车上等着吧。”

我们拎着箱子走出机场，看到了一辆早该在十年前就报废的面包车，上面贴着皱巴巴的四个字，当然了，是“幸福之旅。”但以这辆车的破损程度，寒酸气质和车窗上厚厚的油腻污垢来评价，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车身上贴“穷途末路”四个字比较合适。

在车上一等，我们全体人就等了快要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我缩在闷热的面包车后车厢里，不停的听着驴友团的人测试对讲机：“test,one! Two! three! test,one! Two! three!”“小飞，小飞，向我报告你的位置。over。”“阿关，阿关，我在你正后方，你可以回头看。over。”

等到最后，大家都有点儿着急了。一个大姐拉开车门，开始骂骂咧咧：“怎么回事呀？干脆也不要回酒店好啦，还休息什么呀都12点钟咯，早上五点还要来搭飞机的呀！”

正骂到一半，接机大爷拎着一个人冲过来了，“人齐了人齐了！出发！”

车上被塞进了一个年轻男孩，座位已经坐的差不多了，男孩只好挤在我身边，我还没来得及打量他，车厢里先弥漫起了一股很大的酒气。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这男的一脸迷茫的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开始鞠躬，低矮的车厢里，响起了咚咚咚三声——他的头撞在了车顶上，每鞠一躬，起来时就撞一下，听声儿就知道撞的够狠的，但他愣是没什么感觉，看来喝的真是够大的。

“想，想着坐早班飞机来着，架不住哥们儿劝，说十几天见不着，怎么着，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再走。这一吃，就，就把飞机耽误了，临时又改签……”

合着这个醉熏熏的二百五，是因为和朋友喝大酒才误了飞机，所以让我们等了这么久。

车厢里升腾起了一股“出门不利遇傻逼”的云雾，这个旅行团成立近三小时来，第一次达成了短暂的共识。

接机的大爷用力的把这男的按在了座位上，用成都话教训了他一句：“个瓜娃子，拖了后腿还好意思嚷嚷哦。再问你一次，你是叫王灿，对吧？”

这位叫王灿的男同志醉眼朦胧的点了点头。

面包车终于发动，拉着怨念冲天的我们，向酒店方向开去。这时的成都，已经是深夜十分了，路上几乎没什么车，只有我们这辆破面包，顶着四个诡异的大字，开云破雾的在高速上开着。

叫王灿的这个家伙，车开了没多久就睡着了。车开到一半，王灿突然醒了一下，半瞇着眼，捅了捅他右边坐着的猫头鹰小孩儿，“哎，给我来块儿热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