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除了这些热闹鲜艳的点缀以外，底色依然是铺天盖地的雪白卷子和蓝色水笔的痕迹。
月考结束，松一口气；过两个星期，开始为下一次月考复习，再次紧张焦虑自我厌弃，咬着牙上场；又结束了，再松一口气……心情和期盼像 是ｆ （ｘ） ＝ｓｉｎｘ的函数图像，髙低起伏都是有规律的，一次次循环往复，仿佛没有尽头，稀里糊涂就把曰子花光了。
我始终不敢说自己坚持学理到底对不对。
当初我爸妈气得暴跳如雷，我却固执得不肯回头。我从未因为任何事情表现出自己的坚持，这让我爸妈都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心热爱理科。我利用了他们的误会和溺爱。爸妈后来特别喜欢自我安慰，理工类大学择校的选择范围更广泛，专业五花八门，女儿的选择是对的，肯定是对的。
可我的理科学得并不好。
文理正式分班之后，振华理科班的授课进度比髙一时加快了不少。虽然有余淮的帮助，可我依旧觉得有些吃力。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代价，虽然真的每天置身于压力和挫败中的时候，比想象得还不好受。
幸而还有朋友，还有余淮，所以总能咬牙撑下来。
髙二我们班的老师换了好几个，除了张平、张峰和语文张老太还坚守岗位之外，还有一个赖春阳。可是期末考试临近的时候，张平忽然告诉我们，赖春阳辞职离开学校了。
所有人都震惊了，只有我知道为什么。
上个星期齐阿姨的包在医院附近被抢了，我和我爸陪着她去医院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报案，就在大厅里，看到了正坐在长椅上哭泣的赖春阳。
在这种地方遇见赖春阳的尴尬程度，简直堪比上次我在女厕所蹲坑大便后一开隔间门碰见教导主任在排队。
我一直祈祷她别看到我，但是赖春阳一抬头就和我的目光对上了。
我把一句“赖老师好”憋回去，假装不认识她。跟着我爸妈进门找办事员，然后趁他们叙述被抢包的经过时，偷偷溜回大厅。
“赖老师，我跟我爸爸过来报案的，我啊……我们被抢了。那个，不好意思刚才没跟你打招呼。”
我不知道赖春阳出现在这里干吗，我觉得她应该也不想遇见学生家 所以刚才没敢和她相认。
我以为她生病了；因为她的确请了好几天病假，我们这段时间的英语课都是别的英语老师代班。
赖春阳很快明白了我的想法，感激地笑了一下，憔悴的脸上起了很多 干皮，一双大眼睛格外空洞无神。
“我女儿她离家出走了。”她声音很小，听起来空前地疲惫，“都一个星期了，不见了，我怕她已经死了。”
赖春阳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哭了。一位四十岁的女老师，在我这个十八岁的学生面前，哭得像个苍老的孩子。
我不知怎么就想起髙一的时候，她抢我的手机未果，训我半天，最后自言自语：“你们啊，一个两个都不听我的话。”
那句话，其实不是对我说的吧。
赖春阳的女儿十四岁，叛逆期巅峰，拿了家里的钱跑去大连见三十岁的网友，已经出走一个星期，手机停机，杳无音讯。
她每天都在派出所的大厅里坐着，觉得有什么消息一定能第一时间知道。
可是没有任何消息，只等来了立案。
我不知道她的丈夫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也不是我能问的。临走的时候，我抓着她的手说我们大家都会帮她的，我们帮她在网上发消息，让她把女儿的ＱＱ号交给我，我帮她查……
她只是特别凄凉地一笑，摇摇头，说：“傻孩子。”
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她依旧在大厅里坐着，整个人瘦小得可怜，直勾勾地盯着地砖，不知道在想什么。
和每次课堂上陷入虚无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课堂上，她会忽然朝我看过来，点我回答一些无厘头的问题—然而这一次，她没有再抬头看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赖春阳。
我们长大了，心目中的老师早已不是当年比父母不无所不能的伟岸形象了。我们不会再任由不讲道理的老师欺凌，也不会再对他们和常人一样的脆弱与无能为力表示惊诧。他们只是从事着教师这份职业的普通人，也会犯错，也有柴米油盐的生活要烦恼。
比如张平永远没办法将五班的平均成绩提上来，常常挨教导主任训，和女朋友分手后神情恍惚，瘦了好几圈。
又比如一班的班主任俞丹在这个节骨眼儿怀孕了，家长联名上书要求换班主任，因为高三这个关键时期不能被一位无法专注精力的女老师耽误；而俞丹则拒不让位，因为一班是状元苗子班，她怎么能将培育两年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人。
再比如赖春阳。
有时候看着他们，我会忽然感恩起来。
我的生活是单线程任务，不必选择，不必割舍，不必挣扎，只要学习就好了，只要奔着那个目标跑过去就行了，别迷惑。
所有大人都致力于让我们不要为其他的事情分神，愿意代劳除了复习之外所有的烦恼，清除障碍，阻塞岔路，只要跑就好了，越快越好。
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个充满烦恼的大人，捡起芝麻丢西瓜，怎么活都好像哪里不对劲儿。
那一天总会来。
我会是一个怎样的大人呢？
我转头去看身边正在为最后一次竞赛而分秒必争的余淮。自然而然地想起两年前新生报到那天，我没头没脑地问他，如果你也变成了孩子他爹，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我依然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是，我更想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一天。
高一放假，高三毕业，只有我们高二年级还游荡在这座略显空旷的大楼里。
不到两个越的暑假被克扣掉了一个月，用来补课。最后一个月学习新课程的时间，高三正式一开始，我们就将要全体进入第一轮复习。
酷热的夏天，教室力里面三台吊扇一同转，转成了三台热乎乎的电吹风，根本无法消解人心里的烦躁。教室的地上摆着好几盆谁，老师说这样降温，恐怕也是心理作用。
不过对简单来说是真的降温。因为她常常会晕乎乎地站起来，一脚踏翘水盆溅自己一身。
每当这时候，我们几个都会大笑，笑着笑着，β和我的眼神都会变得格外暗淡。
简单现在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所以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在课堂上撑不住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支水笔。
而韩叙只是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地看书，跟坐在他身后的贝霖一样，像是周围的一切热闹都与他们无关。
我紧紧地盯着那两个沉静如两尊佛的人。
知道一旁忙着做竞赛练习题的余淮都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拍拍我，说：“耿耿，别看了。”
贝霖是高二刚开学的时候转到我们班来的。
文理分科之后，三班和七班被学校无情地拆散了，班号和教室都空出来，选文的同学们集体入驻，就这样组成了两个崭新的文科班。而三班和七班原本学理科的同学则被平均分配到了其他班级。
当然，“其他的班级”是不包括“贵族一班”和“贵族二班”这两个连篮球联赛上都能动手打起来的死对头的。
贝霖和另外三个同学就是在这时候转入五班的。
她戴一副眼睛，长得白皙文静，却剪着很短的头发；因为个子略高，她被张平安排在了最后一排，刚好坐在了韩叙的背后。β向来对新同学充满兴趣，她自己的外号又叫作β，因此想要和贝霖交个朋友，来个“贝氏姐妹花”这种可以进军三十年代上海滩百乐门的新组合什么的。
然而，贝霖不理任何人。
同事学习狂的朱瑶不过就是很勤奋，虽然为了节约学习时间而逃避扫除、在乎成绩。但还是个喜欢凑热闹的十七岁姑娘，“一二·九”大合唱之后跟我缓和了关系，常常会回过头跟我聊几句天，余淮不在时，她也愿意给我讲两道习题——反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任何一门课上比她考得好。
但贝霖是真的不理会任何人。
第一次期中考试她就把我们震住了。贝霖以三分的优势压了韩叙一头，成了五班的新龙头。
她就像机器人，无论β如何热情地搭讪，贝霖都只是回以淡淡的笑容。
那时候，简单会在闲聊时忽然问我们：“你们觉得，贝霖像不像女版的韩叙？”
β每每都会哈哈大笑说：“简单，你终于肯承认韩叙是个面瘫了。”
简单只是不好意思地说：“其实贝霖没有那么冷，有时候还会和说两句话的。”
我和β都 没注意。谁也没有再分出太多注意力在贝霖身上，除了韩叙和朱瑶。朱瑶的好奇发生得合情合理——她嫉妒心并不强，本来第一就没她的份儿，但她想知道，贝霖是怎么保持那么高分的语文成绩的。
哪怕是班里着名的文学女青年，语文成绩也免不了在某个范围内忽高忽低，而贝霖的语文分数总是在１３５上下，浮动从没超过三分。
而韩叙对贝霖的好奇，一开始，谁也没发现。
下午第一堂课是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