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下都知道我会当皇帝 (长恨歌行)

　　而和祁元询记忆中对应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大周的异界同位体的历代皇帝，基本上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政，没有几个会去加税的，以至于赋税变得越来越低。
　　当然了，田税本来就收不上多少钱，减免农民赋税也能减少流民，名利双收双收，是件好事儿，祁元询一点意见都没有。
　　但是商业税也定的那么低，那就不太美妙了。
　　祁元询前世记忆里的那个朝代，最后的崩溃就是因为没钱。
　　不算后续意外的话，除了各种天灾，最直接的人祸来源于一场为了省钱而进行的裁员。
　　而后代皇帝的没钱，追根究底还是朝廷对文人在税务方面有许多优待，使得隐户、连田愈发增多，朝廷本身收取的税收又太少。
　　就拿大周现在举例，农业税已经很低了，按理来说，其他的税收更应该从商业税那里找补回来。
　　可是大周开国的时候，连铜钱都很少铸，只能发行宝钞，所以在商业税方面，为了鼓励社会生产，保证大周市面上的金钱流通，以及百姓的生产生活，商业税定的也不高。
　　商业是非常赚钱的。
　　赵宋年年给其他国家岁贡，却依旧繁华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其商业之繁华以及与朝廷的商业税收功不可没。
　　赵宋的商业业务流通到了海外，而承袭前朝的基础，大周本身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交流也非常便捷。
　　为什么大周不像赵宋那么有钱？
　　说到底还是朝廷的税收的低了。
　　如果说收农业税还要担心群臣进言的话，那么收商业税，这个时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忧了。
　　宣武朝的强力反贪，以及乾圣朝天子偏重于勋贵武臣，大周现在的朝臣还没有和各地的大商人结成一道道的网，商人在朝廷中还没有代言人。
　　商业税要多收，但是呢，又不能太打击商人的活动积极性，赚还是要让他们赚的，这个度就得把控好。
　　于是，这又回到了钱币问题上，宝钞在商业流通方面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祁元询想要发行钱币、减发宝钞，保持宝钞的购买力，同时再开通宝钞与钱币的兑换。
　　那么在宝钞之外，银作为贵金属，祁元询想着是否也试行一下制成钱币呢？
　　只不过，银制钱币，是用他的年号呢，还是用他的写意人像呢？又或者，直接用大周国号？
　　唉，这可真是令人烦恼呀！


第92章 制钱
　　文华殿中御案上, 足足摆有三盘的钱币，皆为朝廷欲发行的金、银、铜制钱样币。
　　相比于此前未有的金银币，自然是铜钱的制钱最规范, 金银制钱则分别定了几种样板请新帝示下。
　　相比于纯粹用作赏人的金、银瓜子等, 还是直接做成钱币更适合金银流通。
　　宝钞的使用在未来资金储备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开口子，但是在现在, 实在是不宜再发行过多宝钞了。
　　出于人身安全的需要, 祁元询还是没有命人在钱币上铸上他的模样，而是加以文字以及从铜钱制作中引申出来的工艺, 以作朝廷制钱的防伪标志。
　　金、银币的推行是试行, 而朝廷在这方面的准备, 除了模具以外，自然也要用一定量的金、银来做原材料。
　　国库出了钱，专供天子的内库也出了一部分的金银。
　　只不过祁元询可不想让内库、国库不加区分, 导致子孙后代从国库中随意支取钱财, 或者大臣们哭穷, 国库没钱了让皇帝自己从内库里出钱贴补。
　　所以国库是支取了一部分的其他财货等价交换了这批金、银的。
　　除此以外，金、银的来源就是藩国进贡了, 其中，代藩的仅剩力量出力不少。
　　有锦衣卫在，祁元询对这一支的动向很清楚, 更何况, 有太上皇后和皇后的仇在，他们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接受代藩给的“赔偿”。
　　代藩原本搜刮的民脂民膏, 当然是不能带走的, 所以代藩送来京师的这一批金银, 都是他们被赶出大同, 出发之后的“收获”。
　　来源嘛，祁元询已经心中有数了，只不过，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国内，而是代藩一众启程离国之后才发生的，是以他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正式圈定了制钱样式、开炉铸钱之后，确定景熙元年开年便发行新版制钱。
　　在这样的喜气中，景熙元年，正式到来了。
　　在兴庆宫宫殿群原有的延展设施基础上，宫中又紧急加修了奉太后居住的永寿宫，彼此距离极近，宫殿群部分合用，且皆离乾清、坤宁二宫不远。
　　在启用新年号之前，宫殿已经举行过迁宫仪式，帝后移居乾清宫、坤宁宫，太上皇和太上皇后也正式入住兴庆宫、永寿宫。
　　新帝改元首年之正旦，近支宗藩、属国臣僚等，尽皆入京相贺，没能入京的，也循例上了贺表。
　　在这样的热闹中，祁元询虽然累，心中仍是开怀。
　　他生的时候好，父皇又是位明君，给他留下了个好底子，能让他一展宏图，眼前这样的盛况，恰是好兆头，难道还不让他开怀吗？
　　在这样的欢欣下，过完年之后开始处理公务他都有劲儿了很多。
　　朝鲜国王李芳远为了显示对新帝登基的重视，遣派来朝贺的正使是他的嫡长子，也是经过大周册封的王世子。
　　李芳远本人虽然妃嫔众多，子嗣繁盛，但是在继承人方面还是拎得清的，受重视的都是嫡子，而且早早地将嫡长子请封为了王世子。
　　朝鲜一贯恭谨，而作为朝鲜反面例子的安南，变成交趾省也已经许多年了。
　　现在还在交趾省有封邑的安南前朝宗胤，作为大周展示出来的样板，自然也来朝贺，为新皇庆。
　　日本国就乱了一些，前些年常常一年便来访数批使团——然而号称使团，实际也不过是商团而已，有些是地方大名与豪商共同打着名头出访的，真正由幕府所派的并无几人——只不过念在其国又生乱的份上，大周这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说起日本国的事情，和大周的册封还有些关系。
　　当年太上皇乾圣帝受高皇帝禅登基之后，各国皆有使者派遣来朝贺，日本国幕府将军派遣的使者，遵循其主的想法，打着“源道义”的名头请受封日本国王，只不过被祁元询摆了一道，让其权知日本国事。
　　日本国内对勘合贸易的钱财流通自然很眼热，然而源道义——也就是足利义满——这位将军想要以上国册封的名头更深程度地插手日本皇权，甚至于取皇室而代之的想法，却一直很难实现。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中原大地上千年前就有人玩过了，日本国皇室再怎么“万世一系”，在延续过程中再怎么沦为傀儡，在名义上到底还是地位最为尊崇的。
　　对于足利氏的将军来说，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未必不能尝试一番。
　　更何况，日本国在南北分裂之后才短暂地恢复了统一，然而不管是其国皇室还是幕府，在实际上对于地方的控制仍是相当薄弱，这就是分封制的缺陷所在。
　　当幕府将军有像前代镰仓幕府一般被取代的可能的时候，取代皇室成为“万世一系”的继承人，便大有可为了。
　　这位将军玩了好几手让祁元询叹为观止的骚操作，其中包括将自己的子嗣分别“过继”给南北两朝的正统国王为子嗣，同时又为自家子女和皇室子女主婚。
　　日本国的王室号称“万世一系”，其国的诸多贵族，有许多便是皇室臣籍下降后分流发展出来的后裔。
　　足利氏便源自于清和源氏，可以追溯至日本国的清和天皇，即便无论按照哪个国家的传统，这样的偏远分支想要取代主支嫡系号令所有的支脉，都像是天方夜谭一般荒诞，但若是真的事有可为，指不定也会成为昭告天下之时，合适的理由。
　　乾圣四年的时候，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天皇”退位。
　　王位开始更替之后，便是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日本王位上坐着的不知换了几个人，然后，终于换到了足利将军之子的身上，下一步便是由他们家这一系逐渐蚕食皇室的过程了，讲道理，这波操作，换到中原，只能说是掩耳盗铃。
　　不过真的要是中原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情况，也不至于兜了这么一大圈。
　　而日本国王位的“万世一系”这时候又起了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汉末的时候，仍有无数忠臣孝子妄图挽救汉室一般，日本国内现在只能说很乱，表面微乱、实则暗潮汹涌。
　　原本日本国游离于中原之外、被前朝攻伐的一点，便是他们不愿意再加入朝贡中原的行列之中，无论足利将军是为了日本国王之位的上国册封，还是朝贡之后被大周允许贸易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利润，都让他无法再游离于大周之外。
　　日本国内的光幕，甚至还显示过其人未曾真正取代日本王室、在后世因开放贸易、主动朝贡而被呼为“卖&国&贼”的信息。
　　凡此种种，都让日本国的幕府一方，愈发的向大周靠近。
　　因此，在景熙元年，新帝正旦庆贺时，日本使团携带的礼物之重，远胜朝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