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一役爆发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他秦非正选择了顺应民意，至少是明面上要武装抗日，而与他立场完全不同的刘忠然, 却从一开始便选择了“对日主和”。于是, 民党内部人员自是对他们二人的派别进行了分别站队。最终, 只不过是这二人选择了刘忠然罢了。
甚至，在他将他们同及刘忠然的名字一同假如民党暗杀名单的时候，他们在逃亡的路途中，仍然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 通电全国, 为刘忠然向国人辩驳道，“自抗战以来，刘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国之无可再战之今日, 主和无罪。”
然而，就在今天，这两个宁愿与刘忠然一起逃往的人，这两个被他记在了民党暗杀名单上的人，却选择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风尘仆仆、抑郁沉沉。
正于秦非正斟酌着开口间，高武和陶佑对望了一眼，有些颓然地低了低头，最后却是由陶佑率先开了口——
“总司令，刘……”话至一半，陶佑兀地停了下来。
时至如今，陶佑已经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再去称呼刘忠然了。他同高武一起来找秦非正，并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句“总司令”，事实上便已经是示弱了。代表着的，即是他们在从民党、从国民政府叛出以后，今天，他们同样从刘忠然的队伍里叛出了。于是，他再同以往一般喊刘忠然“刘司令”，便显得不再合适了。
最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呼，陶佑吸了一口气，只好用了最普通、最陌生的一个喊法，“刘忠然此刻正在香港，日前已同日本的特派人员签订了一份条约。”
原来这是向秦非正高密，预备重新弃暗投明的。
锦颐心里做下了这样的定义，却并有出声打断陶佑。她只同秦非正一样，不自觉地紧了紧交握在一处的双手，摆出了一副聆听的模样。
陶佑没有分神锦颐和秦非正的身上，他的思绪有些飘远，一边回想着一周以前发生的种种，一边对着锦颐和秦非正娓娓道来——
那一天，山野把那一份文件留下以后，便径自走了。
在那一次赴约里，除了刘忠然自己，他还带了他的三个亲近属下。那三个属下里，他和高武便是其中之二。
在山野走后，刘忠然就直接拿起了那份文件看了起来。虽然即便是平常的刘忠然，从来也是板着一张脸、鲜少有闲话的，但应当不是他们三人的错觉，在刘忠然看完了那份文件之后，他的情绪显然要比先前沉重得许多。
于是，怀着那样好奇和担忧的心里，他们三个也从刘忠然的手里拿过那份文件阅览起来。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怀着好奇和担忧的他们，在看完那份文件以后，同样心情沉重了起来。
“想来，总司令和谢司令应当也猜得到，那就是我先前说的条约了。”
稍稍扯回了思绪，陶佑便对着锦颐和秦非正有些颓丧地叹了这样一句。
而在他之后，像是受了很大打击回不过神来，一直都沉默不言的高武，这时才接着陶佑的话补充了一句，“那是一份卖国条约。”
锦颐有些讶异地挑了挑眉，先是把目光放在了高武的身上，然后又把目光放在了陶佑的身上。
既然想要“主和”，要同鬼子达成协议，要像前清那样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去割让土地、交出主权，应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她以为这两人在决定跟着刘忠然，去向一头恶狠狠、豪无人性的野兽“求和”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这种觉悟的。
“是的，一份卖国条约。”陶佑苦笑了一下。
事实上，在看清那一份条约之前，他和高武两个人是真的相信“主和”才是能给华夏带来未来的唯一办法，也是真的相信刘忠然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把华夏民族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小。所以，他们才会那样维护刘忠然。
直到看清了山野留下的那一份条约，他们这才明白，他们这是被骗了！
那份条约提出的要求十分苛刻，霸占华夏的程度，更是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要把控的地域，从华夏的极南到极北，从黑龙江要到了海南岛。而其中，所包括的事务，下至矿业、上至天象，无论是主权、领土，还是交通、武器、银行等等的一切，他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和把控。
那是一份日本以“日、满、支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烟幕，置华夏于日本的奴役之下，等到华夏对日本再无不满、抵抗之心，日本再将华夏彻底吞食的卖国条约。
或者，那甚至都不是“卖国条约”了。那应当被称为“送国条约”。若真是按着那份条约来做了，到最后，“和平”确实是“和平”了，但彼时和平着的那片土地，却也不能在被称之为“华夏”了。
“这份条约咱们不能签！”
那时候，他刚一看完那份条约，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把条约扔到了高武的手里，没等高武看完，便连忙对着刘忠然急声道。
他的话刚一说完，高武三两眼地把那份合约看了个大概以后，便也紧跟着皱眉劝道：“司令，这份条约要是签了，华夏可就真的完了！我看，我们都退出了内陆了，干脆也别管和谈不和谈的了，干脆就在香港这隐居吧！”
说完，啧了啧嘴，有些焦虑，怕刘忠然真要签了这份条约，高武还忍不住坚定了语气，又劝了几句，“总之，司令，我们决不能继续跟日本人谈判呀！我们可不能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真去做了卖国贼！”
彼时，刘忠然只是从高武的手里收回了那一份条约。毕竟，山野给了他七天的时日，他当时不说话，他们摸不准他的想法，便也只能在煎熬中等待他最后的决定。
“说实话，当时的我，对刘忠然还是十分有信心的。毕竟早在抗战开始以前，在进到国民政府从政以前，我便偶然识得了刘忠然。并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与其引为知己。甚至，在我当初刚刚产生了要从政的想法时，还是他亲口鼓励了我。”
于是，整件事的最后大致也便是如此了，刘忠然决定签下那份条约。要不然他和高武，今天又何至于背叛刘忠然，重新找上秦非正？
话说起来有些唏嘘，就连陶佑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口口声声说着“要为华夏之崛起而披荆斩棘”的人，最后会同意签下那份卖国条约。
在无数次同高武的探讨中，他们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
彼时的刘忠然已经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或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拒绝日本。但此时的他已经全然不被内陆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了，拒绝日本以后，他奋斗了将近半辈子的权力，便将全部化作须有。
在曾经爱过的初心和掌控在手里的权力比起来，终归还是权力更重。于是，哪怕明知是卖国，刘忠然也仍旧是铁了心要去做。
“他同我和高兄不一样。就好比喝毒酒。我和高兄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刘忠然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把它喝完。”陶佑垂眸，神色讪讪，“他一心想要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政府’的首脑，我和高兄已经无力再去劝说。”
或者，那时候的刘忠然还在自欺欺人地想，“只要新政府还是由华人来做首脑，那么，华夏就只能是华夏”，但是他们却知道，要是跟着刘忠然再这么继续错下去，不论是华夏还是他们，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陶佑嘴角的笑意有些嘲弄，“就像是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又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
他没想过要卖国，最初从政的时候没有，从国民政府出走的时候没有，今后也没有打算要有过。甚至，刚跟着刘忠然离开的时候，听着有些文人把话骂得难听，他还自比傲梅忍辱负重，但现在想来，其实实在是他和高兄两个自己太蠢。
“最沮丧绝望的时候，我也想过干脆用死来寻求解脱。有时候和高兄两个坐在一起，谈起现下处境，便总觉得只能是研究下该用何种死法。”
“投水？触电？自戕？”陶佑自嘲般笑着摇了摇头，“大抵是我和高兄这两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知道内陆如今还有许多如同当初的我们一般懦弱的人，想着能不能用屈辱的和平来赢得一时的安宁，我和高兄便又在刘忠然和日方签订条约的当天逃了出来，一路躲着刘忠然的追杀，想来再见见总司令最后一面。”
“也没想着在犯错以后，总司令还能庇佑我们，我们之所以逃出来，一是想将刘忠然集团的具体所在位置告之总司令，二便是想将此事公之于众，予想以‘和平’来结束战事的人们一个警醒。”
说完自己想说的最后一句话，陶佑觉得有些口干，沉重的肩膀却是轻松了不少。
锦颐瞧着陶佑和高武两人，其实想说，如今铁、民、产已经联手，未来的华夏，只有鬼子求着华夏别打的份，而绝不会再是华夏跟着鬼子后边求爷爷告奶奶。所以，刘忠然代表不了华夏，他签不签订那份条约，根本便与华夏没有任何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