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汪舜华虽然知道有这么回事，但耳闻目睹还是不一样的，皇帝复辟之后和幽居期间也是不同的。看来太上皇对王振还真的是真爱啊，至死不渝的那种，真不知道王振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景帝痴痴地，就算刘阿斗那个笨蛋，晋惠帝那个白痴，都还知道谁是忠臣呢。
　　他闭了眼睛，仰头望天。
　　汪舜华听他说完，默默地给他披上披风——是啊，刘阿斗还知道重用诸葛亮呢，晋惠帝还知道为嵇侍中痛哭呢，可是他哥，顾念的从头到尾就是王振。
　　汪舜华没有说话，如果景帝知道，他那个好哥哥复辟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害于谦，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宰了他？
　　第二天上朝，宣布锦衣卫佥事孙继宗夺爵为民，发配辽东——孙太后又开始哭，继宗自幼生长于富贵丛中，不知艰难，若发配辽东，恐怕就没了性命。
　　——这是什么鬼道理？他生长富贵，就该一辈子富贵？再说你入宫之前，你爹不过是个主簿，能有多富贵？
　　汪舜华心里吐槽，不过还是开口，辽东疆域未定，只怕孙继宗此去，难保生命，枉废圣上一番好意。
　　景帝也明白过来——万一这厮勾结北方来个引敌入关，真不是开玩笑的。
　　于是同意将孙继宗发配岭南；会昌伯孙忠年迈，命其闲住；同时，孙家子弟全部解除职务，回家养老。
　　虽然还是不如预期，但朝廷上下都松了口气。
　　京城是没有秘密的，何况做得这么明显，傻子都能看出来。
　　官员百姓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景皇帝夫妇的不容易——人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哪知道太上皇是见了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不掉泪。
　　这样的极品，一定不能让他重新回到金殿上，那将是一场浩劫！


第68章 科举
　　孙继宗收拾起程上路了，北京城自然是骂声一片；虽然皇帝坚持李子龙才是主谋，但明里暗里的意思大家都懂，因此百官进言，民意沸腾。孙继宗出城的时候，被愤怒的百姓和士子投掷了不少蔬菜鸡蛋乃至石块。
　　锦衣卫大洗牌，和孙家关系密切的基本靠边站甚至被问罪；东宫的太上皇则稍微安静了一些。
　　但孙太后还在上面坐着，动作有限，好在朝廷上的事情很多。
　　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上书，恳求恢复午朝之典，加宵旰之勤，常思曰：上天玄远，何以格之？阴阳和气，何以召之？正人君子，何以使之亲？奸邪小人，何以使之远？兵戎何由整，刑赏何由当？寇盗反侧何由平，今日黎民何由安？正统之仇何由复？夷虏之祸何由息？经筵之暇，每日一二次赐左右大臣以及近侍之官讲论前所云政理，以绵宗社，以福苍生。
　　景帝很是感叹，回复：朕常诏天下臣民，凡有利国利民，皆许进言，择而行之。今叙所言勤政之事，深合朕意。尔礼部其申明前诏，凡闻朝廷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
　　他想到了此前周叙几次上表，包括继位前他的八事，以及稍后的《制治保邦十二事》《中兴太平十四事》，都是忧国忧民，情真意切，提的建议也很好，觉得这样的人才放在南京实在太可惜，于是下旨，调回北京，升任詹士府少詹士，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周叙字功叙，号石溪，吉水人，永乐十六年进士，周瑜三十八世裔孙。负气节，笃行谊。曾祖以立曾为元时翰林编修，父歧凤为明初国子监博士。周叙忧国忧民，事事以社稷为重。王振专权，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直谏。土木之变后，他多次上书，恳求皇帝励精图治。
　　他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叙思继先志，正统末，请于朝，诏许自撰。在奏章中，他说：窃观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不以正统归宋，遂分裂为三，而以辽金加于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初修之际，言者虽多，卒莫能改。至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学正纲常者，未尝不掩卷愤叹也。……元儒陈桱修《通鉴续编》，既正其统，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翰林院组织人员重修《宋史》。朝廷的答复是：不必择人，叙其自修。历史上因劳成疾，未能完成。
　　这次他进京，再次提到了《宋史》的重修，正和景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要修宋史，就免不了提到靖康之变，自然是影射老哥、警示臣下的好机会。
　　于是，景帝很爽快的批复了重修《宋史》的提议，当然换了个名目：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载诸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孔子褒贬之书，足为鉴者，不可尚矣；自周威烈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事，书于朱文公通鉴纲目，亦天下后世之公论所在，不可泯也。朕尝三复有得于心，独宋元所纪，窃有歉焉。卿等其仿文公例编纂，官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以备观览。
　　这样的国家工程，肯定不是周叙能组织的，于谦要料理军务，没心思琢磨这些事，但是陈循、高榖、王文、萧镃、商辂等人就要牵头，下面是刘俨、吕原、倪谦、李绍、钱溥、李侃、李龄等一大波学者。历史上是在景泰六年七月动工的，因为景帝去世，未能完成；后来宪宗成化九年又复修，最终于成化十二年修成。
　　周叙没有想到皇帝这样痛快，感激涕零。
　　但是下一件事就很挠头了：今年是会试的年份，如何取士是个大问题。后代各省为了录取人数吵的天昏地暗，明朝更是闹得不可开交。
　　现在户科给事中李侃等就提出来：今年会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选北人韩克忠等六十一人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杨士奇等定议取士之额，南人什六、北人什四。今礼部妄奏变更，意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乞敕多官会议今后取士之额，虽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则不可改。
　　南北榜案是科举绕不开的一件事，从中折射的是南北教育水平的差距。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是为春榜；因所录8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
　　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比北方发达的实际情况；但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太祖命人复阅落第试卷，增录北方人入仕。
　　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太祖大怒，处理了相关官员。六月，太祖亲自策问，以韩克忠为第一名、王恕为第二名、焦胜为第三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南北榜案以为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以后遂成定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在一定程度上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维护国家统一。
　　事下礼部。以为顷者，诏书科举，自景泰元年为始，一遵永乐年间例行。本部查得永乐二十年间，凡八开科，所取进士皆不分南北，已经奏允。今侃称礼部变更意，在专以文词多取南人，夫乡举里选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将何所据？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圣，如周公、孔子，大贤如颜、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乐间不分南北所取进士，今岂可预谓北无其人？况本部止遵诏书，所奏即不曾奏请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敕翰林院定议，命遵诏书行。
　　景帝挠着头皮，到底是同意了，这时候，不管南人北人，有用就行！
　　这事定下来，还得定考官。命户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修撰林文为会试考官，赐宴于礼部。
　　随后接到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李贤疏陈政本十策：勤政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
　　洋洋洒洒数千言，写的情真意切，景帝嘉纳，令录示左右。
　　礼部尚书杨宁说：读崇节俭一事，潜然泪下。随后李贤又陈车战火器之利，亦被采纳。
　　只是这样一来，看李贤就觉得特别顺眼；想到汪舜华也几次夸过李贤，于是下旨，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
　　随后接到消息，说南京雷雨击损大报恩寺塔。景帝叹了口气：君失其德，臣失其职，命群臣修省。
　　包括于谦在内的文武官员，又是一番上书。
　　景帝也不能不下诏反省，诏廷臣条议宽恤诸政。随后诏畿内及山东巡抚官举廉能吏专司劝农，授民荒田，贷牛种。
　　只是在坤宁宫安心养胎的汪舜华摸着自己日渐变大的肚子，免不了有点焦躁：南京的雷都把大报恩寺塔劈坏了，北京的雷雨怎么还不来？难道太上皇还真的是真命天子，老天爷舍不得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