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警事 (萧谕)

　　这部传呼机与被害人徐丽霞有过直接联系，极有可能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持有，查找这部传呼机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现在可以肯定，这部传呼机是冒用这个妇女的身份信息办理的开机业务，也许就是偷走她钱包的小偷所为。
　　跟小偷打交道，是反扒大队的强项，王宇已经联系了反扒大队的副大队长闫福俊，让他安排人打听这个“二利”下落。
　　现在假设，十一月五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两个男青年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可能就是“二利”，找到这个“二利”，案情会有重大突破，这是可以肯定的推断，查找二利的工作刻不容缓，立即就得开展。
　　唐有志和王宇做了分工，他带南城刑警队的人，针对林子雄、许丽霞身边的关系人展开工作，查找“二利”的下落。
　　王宇和重案队的人去找闫福俊，与反扒大队配合，打听这个“二利”。
　　从南城分局和唐有志分手出来，王宇让崔海开车拉着他们几个人来了平城火车站。
　　崔海没有把吉普车停在火车站广场的停车场里，而是放在了铁路局办公区院里。
　　崔海和王宇嘀咕了几句，就自己下车往院外走了。
　　唐晓棠有点奇怪，去找闫福俊该回市局刑警大队呀，他们在第四排，来这儿干什么？
　　巴鲁阁看出来唐晓棠的疑惑，对她说：“这个点儿下午四点了，正有几趟火车先后进站，打扒队的人在这儿‘赶点儿’呢，队里没人。”
　　唐晓棠知道，“赶点儿”的意思是针对人员密集的场所，在扒窃案件高发的时段，反扒刑警混在人群里抓捕小偷的俗语。
　　可既然是来找闫福俊，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这里呢？
　　她不解地问王宇：“王队，闫大队他们到铁路局里办事来了吗？”
　　王宇和巴鲁阁对视了一下，笑着对唐晓棠说：“让巴哥给你解释解释。”
　　巴鲁阁笑了笑，给她讲出一番道理。


第42章 卖瓜子的小贩
　　巴鲁阁给唐晓棠讲，小偷的眼睛是很毒的，他们在行窃前，会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看好地形，方便逃跑时选择路线。
　　还有更当紧的一个目的，就是观察附近有没有反扒的便衣刑警。
　　小偷对穿制服的警察不怎么惧怕，因为着制服的警察，不是来抓他们的，被失窃的群众带来的警察除外。
　　他们最怕的是打扒大队的便衣刑警，那是小偷的天敌，是“贼”最恐惧的对象。
　　所以，小偷在行窃前，会频繁地观察四周，只要看到可疑的人或者事物，就会立刻停手离开现场。
　　抓贼讲究的是人赃并获，如果由于我们反扒队员自己的不谨慎惊动了“贼”，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
　　巴鲁阁说：“王宇在打扒队工作过，咱们的车‘贼’认得，崔海对他们来说是生面孔，所以我们要把车藏起来，万一打扒队正跟着贼，我们冒冒失失地露了面把贼惊跑了就不好了，明白了吧？”
　　唐晓棠这才知道，自己一直认为不是正经刑警的打扒队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这行的门道多着呢。
　　这还是她进入刑警队这个行当时间短的缘故，老警察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好打扒队员，肯定是一个好刑警。一个好刑警，不一定是一个好打扒队员”。
　　小偷在下手前警惕性很高，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停手。
　　行窃时手法隐蔽、速度很快，过程只有几秒钟。
　　得手后立即逃离现场，不做丝毫逗留，这就是打扒队员所说的“贼性”。
　　打扒队员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一群“贼人”，没有点真本事是抓不好“贼”的。
　　对打扒队员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胆大心细，思维敏捷，心理素质要强；第二，身高长相不能出众，最好是扔在人群里都没人注意的那类人。
　　王宇离开打扒队，就是因为他身材过于高大，长相怎么看也不是个坏人，目标过于明显，所以他不适合干这项工作。
　　一个合格的打扒队员，要具备一双“火眼金睛”，能够从一个微小的动作、眼神、随身携带的物品诸多方面，分辨出谁是普通群众，谁有可能是是“贼”。
　　真正的“贼”，不是影视剧里那样的，也和有时我们在菜市场、商场或是公交车上碰见过的那些“贼”不一样，那样的只能算是“小偷”，不是“贼”。
　　小偷常常三五个人一伙，活动在公交车站、大商场门口、早市等人流密集的场所，相互掩护行窃。
　　很多时候是能偷则偷，偷不成仗着人多胁迫住受害人动手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讲。
　　真正的“扒手”中的高手，很少带同伙，都是单打独斗。其扒窃手法隐蔽，绝不轻易出手，一出手必然是“下大货”。
　　动手之前，贼会反复观察周边的人和环境，选择下手的对象。一旦确定了目标，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快速出手，偷窃的过程往往几秒钟就完成了。
　　这就要求打扒队员抓贼时要有敏锐的观察力，熟练的跟踪、反跟踪能力、高超的化装技术、沉着冷静的心态、以及面对亡命之徒无所畏惧、抓捕制服犯罪嫌疑人时需要的勇气和技能。
　　还有在审讯当中，面对狡猾的对手，灵活使用审讯技巧等等方面，因为不能讲的太多，老萧就不细述了。
　　总之大家记住一句话，审讯一个“贼”，从某些方面来讲，要比审一个杀人犯难多了。
　　这里说句题外话，老萧在酝酿单写反扒的一章，希望写出来后大家会爱看。
　　扯得有点远了，还是回到我的“11.05杀人案”上来。
　　等了半个多小时，从铁路局办公区院外进来个人，他身材瘦小，戴着个破草帽，穿件灰白色的对襟布褂，深灰色的裤子。
　　趿拉着一双破布鞋，一个肩膀上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蓝色布袋子，另一个肩膀上挂着杆秤。
　　他晃晃悠悠往院里走，看门的大爷像是认识他，咧嘴笑着挥手和他打了个招呼，没有管他。
　　唐晓棠暗自嘀咕，这个看门的八成得过这个小贩什么好处，不好意思管他，这一看就是个卖瓜子花生之类的小商贩，怎么能放他进办公区呢。
　　这个小贩晃悠到他们几个跟前，一把摘下头上的草帽扣在了唐晓棠头上，唐晓棠看见草帽下面那张脸，吃惊的张大了嘴，像是被吓着了。
　　这个人，是反扒大队副大队长闫福俊。
　　闫福俊那双灵动的小眼睛戏虐地看着唐晓棠：“美女，这样不好啊，眼里没有我这个农民老大哥呀。”
　　唐晓棠把草帽拿在手里，不好意思的对他说：“闫队，你这副样子，怕是嫂子也不认得吧，不能怪我哦。”
　　王宇笑了：“你别说，他媳妇真让他骗过，我给你们说说---”
　　闫福俊连忙制止：“哎哎，那都是什么年月的事了，你拉倒吧。”
　　他解开褂子用衣襟扇着风对唐晓棠说：“我给你讲讲你们领导跟贼的事儿啊---”
　　王宇急了：“行了行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啦，说正经事儿吧。”
　　闫福俊正色说道：“这个二利我的弟兄们下去扫了一遍，平城‘蹬轮儿’的里边儿没有这么一号。”
　　“不过你说的‘老明’找见了，已经去了队里，等你接见呢。”
　　原来，在查阅现在看来是“二利”使用着的传呼机的接收信息时，发现在九月十七日十二点三十一分，有过这么一条信息：“老明，我们散了，有场子再联系。”
　　打过扒的王宇对这条信息很感兴趣，当即就用唐晓棠的手机联系了闫福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让他把“老明”找回来。
　　这个老明是个老贼了，王宇知道他，这个家伙在平城“蹬轮儿”的圈子里名气很大。
　　他大名叫曹俊明，今年三十二岁，十来岁的时候就因为扒窃被巴鲁阁抓过。
　　因为年龄太小，没法处理，批评教育后让家长领回去了。
　　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十来年，他成了打扒队的常客，劳改劳教几进几出，但都是由于涉案金额较少，不长一段时间就又出来了。
　　二十三岁以后，他就不怎么在平城出现了，据说是跟几个朋友到南方做生意去了。
　　每年回来两三次，穿扮时髦出手大方，说是生意好赚了钱，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消失了。
　　然而没有人见过他的什么生意上的“朋友”，闫福俊他们一直在暗地调查他，怀疑他是跑到外地继续“刨闹”，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奈何不了他。
　　就比方说，曹俊明在三亚偷钱包，平城的警察总不能跟着他去三亚，等他在那儿动手的时候抓他吧。
　　这也是造成抓贼难一个方面的因素，法规要求我们人赃并获，但这恰恰是最难做到的，许多扒窃案件因为证据方面受到检察机关的质疑，使一些嫌疑人逃脱了处罚。
　　各地警方对此暂时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侦查员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法治科长甩过来的不予逮捕通知书，把嫌疑人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