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莉失踪到尸体碎块出现在街头,时间跨度是1月1日凌晨到1月4日凌晨,这恰好是一个公众假期,所以我认为凶手是那种朝九晚五有正常工作的人。他平日的表现,低调、沉稳、与人平和相处、具有强迫症状的疑惧、缺乏自信、缺乏创造力、内心深处潜藏着深深的自卑,自卑到连寻求快感都需要模仿他人……”
“你能确定凶手一定就是男人吗?”叶曦问。
“如果碎尸动机不是单纯为了遮人耳目,那就意味着过度杀戮或者施虐倾向,通常动机都是借以宣泄性欲,所以凶手是男人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是女人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心理性问题,可能要涉及精神分裂这种病理性问题。”
“我明白了,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大范围排查与尹爱君碎尸案有牵扯的男性嫌疑人,同时涉及案件中精神状况有问题的女性,也要做一些相应调查,对吗?”叶曦总结性地问道。
“可以这样说,但我还是比较偏向前者,如果真是后者的话,那么除了与尹爱君有牵扯这一点有用之外,其余对罪犯所做的侧写都不成立。”韩印强调道。
“女人作案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小,能力和气力方面也是个问题。”叶曦突然一拍脑袋,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我这记性,说到女人才想起我是来干吗的,我是要告诉你技术科今天去虎王山勘察的结果。那些脚印至少属于五个人的,其中还有一名女性,轮胎印迹还在比对当中。”
“群体?女性?”韩印默念着陷入沉默。
第六章 连环失踪
人们总是合法地让自己陷入困境,这样他们就会合法地被拯救。
次日早会。
专案组专门讨论韩印的分析报告。由于这相当于对案件性质的最终定性,所以包括局长武成强等市局有关领导都悉数到会。
不出所料,报告刚读到一半,胡智国和付长林等人已经按捺不住打断韩印,对报告的客观性提出强烈质疑。叶曦忍着气提议让韩印先把报告读完,而韩印也耐着性子对所质疑的问题逐一做出解释,但由于情感上拒绝接受,胡智国等人一时根本无法冷静下来,会场气氛陷入胶着。
此时,突然一位警员闯进会议室,径直奔向局长,在其耳边低语了一阵子。随着这位警员——局长秘书的汇报,局长逐渐皱紧了眉头,表情也随之越发地严肃起来。末了,他握紧拳头,用力敲了两下桌子,急促地说道:“都静一下,我说个事。今天一大早,住在本市南陵区红旗街道周边的十几位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到市政府,投诉咱们公安局歧视外来务工人员,消极办案。具体是因为自去年3月以来,红旗街道陆续出现多起儿童失踪事件,街道派出所以及南陵分局刑警队在接到报案后,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至今已经出现6起儿童失踪事件。失踪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16岁,最早出现失踪案件的是去年3月,最近的一起案件就在昨天下午。市委已经批复,责令市局立即着手对失踪者进行搜救。胡局、小叶,还有韩印老师你们随我去市局了解案情,其余人员立即赶往南陵分局待命,等待进一步的任务部署!”
十几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昨天傍晚7点左右,在红旗西街菜市场经营水果摊的王成、宋娟两口子,拖着疲惫的身子收摊回家。想着马上就能在自家那温暖的小屋里吃上热乎乎的晚饭,想着女儿那张可爱的笑脸,王成身上的疲惫褪去了大半。
可是走到家门口,门是锁着的,屋内漆黑一片。王成掏出钥匙打开门,屋内传出一股寒气,没有动过火的迹象,饭锅是凉的,女儿的书包也不在家里。
他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赶紧和老婆到周围的邻居家打听,但邻居们都说没看到孩子,建议他们到学校找找。
王成两口子跑到女儿就读的学校,校内早已是人去楼空。冲值班人员打听到女儿班主任的电话,打过去,结果班主任说看到孩子4点多钟放学后一个人走了,还说他家孩子好像不太愿意和同学交流,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孩子刚从农村转来才一个多月,本身性格也属于慢热的,一时与同学缺乏交流倒也没什么大不了,时间长了和同学的关系自然会亲近的。两口子先前还觉得这样也不错,孩子放学后总能直接回家,不会在外面贪玩。可这会儿女儿一个人能到哪儿去呢?
王成两口子彻底慌了神,沿着红旗街道的主街自西向东一路高喊着女儿的名字,几个好心的邻居也出来一起帮助寻找。可是找了一大圈,也没看到女儿的影子,无奈他们只好到派出所报案寻求警察的帮助。
接警的民警一听孩子已经16岁了,而且仅仅不见了几个小时而已,便劝二人再到亲戚朋友家和孩子同学那儿仔细找找,也许孩子只是一时贪玩忘了回家。王成百般央求,但民警仍表示拒绝出警,一时着急两口子竟双双跪到地上给民警磕起头来。
这一幕被昨夜值班的派出所所长看到了,都是为人父母的,很能体谅父母丢了孩子的焦急心情,于是便派出全部在岗警员,在整个红旗街道范围内搜索孩子的身影。一直找到下半夜,仍未找到孩子,派出所只能表示无奈,劝王成两口子先回家等等看,说不定孩子留宿到同学家了,明天一早便能回来。
这王成两口子怎么可能安心回家干等着,他们早就听说红旗街在不长时间内连续丢了好几个孩子的事,担心女儿会和那些孩子一样,就此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又担心派出所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搜寻动作,便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找到其他丢孩子的家长,提议几家联合起来,到市政府投诉公安局。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来到政府办公大楼正门口嚷着要见市长,守卫人员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信访办去反映,但他们不肯,便硬要往里闯,结果与守卫人员起了冲突,正好市长车队经过,市长下车了解了具体情况,当即指示秘书把电话挂到市公安局,责令市公安局方面马上接手案件。孩子的事是大事,市长强调无论手上有什么案子都要先放下,集中警力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市里把电话打到市局局长办公室,局长在分局开会,是秘书接的电话,这便有了刚刚秘书冒冒失失闯进会场的那一幕。
局长一番命令之后,迅速撤离会场,叶曦和韩印以及胡智国紧随其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们便从分局赶到市局,十几位失踪孩子的双亲已经等在市局会议室。
局长也是老资格刑侦人员出身,他心里很清楚,年龄由9岁跨度到16岁的儿童失踪案件,绝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拐卖儿童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在红旗街道隐藏着一名连环虐杀儿童的杀手。而如今距离首起案件,跨度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前几个孩子也许已惨遭不幸,目前最紧要的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破获,赶得及也许昨天下午失踪的孩子还有活命的机会。
来到市局会议室,顾不得寒暄,局长便招呼孩子家长赶紧将各自孩子的失踪情况,逐一详细地介绍一遍。
所有失踪的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最早失踪的是个女孩,叫刘小花,9岁,就读于本市第三小学二年级,于2011年3月16日15点左右离开学校后失踪。女孩父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
2号失踪孩子,男孩,12岁,就读于本市东街小学,于2011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后失踪,失踪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孩子父母在木材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3号失踪孩子,男孩,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11日上午9点左右送弟弟去幼儿园后一直未归。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4号失踪孩子,男孩,16岁,就读于东街中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31日13点左右,在向家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他随母亲在本地投奔亲戚,居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南一家叫作“朋友”的网吧附近。
5号失踪孩子,男孩,年龄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2年1月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家里去附近网吧玩一直未归。他与父母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最后一位失踪的是个女孩,叫王虹,年龄16岁,就读于西街中学二年级,于昨日下午4点放学后失踪。据女孩父母说:他们夫妻在红旗西街做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西街市场附近的棚户区。他们先前一直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年初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生活。不过孩子原来长年生活在偏僻农村,营养跟不上,所以长得特别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别单纯,怕她学习跟不上,父母便让她留了一年的级,所以现在还在读初二。
……家长们还激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踪,红旗街道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过一系列寻找无果后,案子便一直悬着,没有对家属有任何交代。而2号、3号、4号、5号失踪案件,经过了解,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喜欢上网和打游戏,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队方面认定,几个男孩可能因沉迷网络自愿离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见网友了,故只简单备了个案,便让孩子家长回去等消息。而最后失踪的王虹,由于失踪还未到24小时,故也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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