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在案件五中,除了首次出现奸尸行为外,凶手其实还有两个特别的动作,那就是他在整个系列案件中唯一一次变换了杀人手法,以及对尸体做了隐藏。
“就这个话题,我们先从杀人手法上来分析一下凶手的外在和个性特征:本案中,凶手大多采用闪电式刺割受害人颈部的杀人手法,其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在作案的第一时间,让受害人丧失抵抗和求救能力。这表明凶手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可能是源于身材矮小或者患有残障,比如连环杀人奸尸狂徒董文语;或者是言辞木讷,缺乏诱骗能力,比如制造青少年连环失踪案的张永明;又或者是因为挫败经历的积累,比如小径杀手杨树明。总之,我认为本案凶手三者皆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案件五中,当凶手面对年幼无知便于掌控和欺骗的小女孩时,会改变杀人手法。
“至于在作案后将小女孩藏到衣柜中的举动,很明显是内疚甚至羞愧心理所促成的,但为什么此种情绪只出现在案件五中呢?答案和上面提到的出现奸尸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受害人的年龄因素。可是,因为受害人是小女孩,凶手便产生了奸尸的欲望,也因此产生了愧疚心理,这二者之间不矛盾吗?
“确实,从表面上看好似不合情理,不过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说说犯罪行为中的另一个矛盾点。各位都清楚,本案中凶手皆采取‘入室作案’的方式,这明显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可凶手为何如此执着呢?应该有两点原因:一是现实环境中,凶手其实是没有独自一人居住的房子的,无法对目标进行拘禁;另一点,在潜意识中,凶手很想与受害人建立某种亲密关系。矛盾之处就在于这后一点,既然凶手想亲近受害人,又为何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去摧毁她们呢?
“总结以上矛盾点,再结合整个案情,便可以发现犯罪行为有这样的特征:凶手极度痛恨女性,却又幻想拥有女性;极度厌恶女性身体,却又忍不住奸淫女性尸体。只是他痛恨和厌恶的是女性叛逆复杂的成年时期,对思想简单、心灵纯净的幼女是有着相当的好感并会被激发性欲的。这是不是说凶手其实是有愤怒对象的呢?年轻女性和幼年的女童其实是这一对象的综合体,他作案的真正目的,便是幻想通过摧毁具有负面行为的前者,来换取乖巧单纯的后者。那么,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凶手的愤怒焦点就是他‘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好吧,至此,相信我又为各位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凶手作案是想找回他单纯时期的女儿,又怎么会做出奸淫这样的举动呢?还有为什么在后面的案子里,面对他厌恶的成年女性,他也会产生性欲呢?解答这两个疑问,我要承认一点,凶手那时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性压抑,但奸尸的重点不在于此,它其实映射的是一种在冲动之下企图强烈‘占有’的心理。也因此,平静下来后,凶手猛然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替代品做了乱伦的举动,才会产生把小女孩塞进衣柜这种表现羞愧心理的行为。可是他突然发现,他掌握了一种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摧毁和占有的方式,于是在随后的案子中,奸尸便成为标记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甚至要比先前以利器毁尸的地位更加重要……”
一鼓作气长篇论述过后,韩印略做停顿,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也给其他人消化一下信息的机会。须臾之后,他继续道:
“综合以上以及先前的所有分析,下面我为各位总结一下,凶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本地人,身材瘦小,面容和蔼,个性自卑,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反映到生活中,会给人沉稳、低调、不善言辞、彬彬有礼等富有欺骗性的印象。这虽然能让他迅速从杀人恶魔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但极具暴力性的人格障碍仍会使他在现实中不时显露出反常的举动,比如喜好刀具和玩火,伤害小动物,以及可能被某件事情激怒之后突然大发脾气,等等。
“上面说了,凶手的愤怒对象是他的女儿,可以想象一定是因为女儿犯下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不可饶恕的过错,比如因情感问题忤逆父母的意愿跟人私奔了,或者犯罪入狱了,或者生活糜烂,又或者染上吸毒的毛病……而这个过错,致使他平静的生活发生严重的负面转折,从而刺激他不断地去摧毁那个时期的女儿,以寻求生活原有的平衡和控制感。那么首起作案,也就是1988年时,女儿的年龄应在进入青春叛逆期之后,相应地,凶手当时的年龄至少四十岁,至今应该六七十岁,同时也表明他有家庭,与家人同住,但可能是单身父亲,或者妻子身染重病,等等。
“凶手住在供电局周边,熟悉供电局内部环境和信息,因此我认为住在家属楼的供电局职工的家属应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我认为在作案初始阶段,凶手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应该隶属于冶矿公司系统,他工作成就不大,时间上可能是三班倒。
“关于工作问题,我还要深入地讲讲。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刚刚我所讲的稳定工作,是处于凶手的初始作案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在1998年年底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8年对中国工人来说,是极为敏感和多波折的一年,尤其对于冶矿这座以有色冶炼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用震撼性来形容。就在这一年,全国范围内下岗工人开始大量涌现,而且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可以想象,当时已超过政策规定年龄的凶手,是无法逃脱下岗命运的。
“现实生活遭到的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其实在案情上也有体现:在先前的分析中,我有意漏掉一个重要的案情特征,那就是在整个作案中,1998年最为密集、间隔最短,也最为残忍,总共有四起作案;同时大都伴随肢解器官组织作为纪念物的行为,其中‘98·11·30’案最为惨烈。这也就表示,这一年对凶手来说,心理上的挫败感已经达到了顶点,濒临,不,应该说已经彻底崩溃,他作案越频繁、手段越残忍,意味着他心理的失衡感越严重!各位在‘98·11·30’案中可以看到,凶手那时开始着迷于性变态的幻想,他割掉受害人的双乳、双手及阴部,可能是为了日后通过抚摸来重温作案过程,也是一种极度逃避现实的心理表现。当然,此种演变在过往的案例中经常出现,比如前面提到的杨新海和赵志红,他们疯狂作案的后期阶段,其实已经背离早期寻求生存、释放性欲望以及报复社会的作案初衷,更多的是一种应对挫败经历的习惯性的宣泄手段。杨新海的某次作案,就是因在洗浴中心被三陪小姐索要了高价,怨气难平之下,即刻流窜到郊区完成的;而赵志红更甚,现实生活中他不但有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稳定的性伴侣,还有多名不正当的偷情伴侣,也就是说他身边从来不缺乏女人和性生活,但当他事业受到打击之后,他又重蹈先前一穷二白时的覆辙,以奸杀女性作为宣泄渠道。
“冶矿案凶手在下岗之后,又出现两次作案,也就是案件七和案件八。说到这里,我首先要同意我的同事小杜的分析,凶手在那个时候的职业身份,可能变为一名司机了;同时也要对先前的犯罪地理侧写稍做修正,我认为那个时候,凶手选择目标的渠道,已经由公交车变为‘出租车’!具体来说:案件七的受害人是一名护士,工作在人民路沿线设有生产病房的幼儿保健院,受害时间为其早间下夜班返回住处之后;案件八的受害人是一个生意人,受害时间为其午后外出办完事返回租住的回春宾馆长包房之后。可以设想一下,前者因下夜班,身体乏累,所以选择搭乘快速而又舒适的出租车;而以后者的身份和经济能力,外出代步显然乘出租车更为合理。综上,我想说的是,凶手下岗之后是以开出租车为谋生手段的。
“至此,我想各位已经对凶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可能也解开了一直以来困扰我们所有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凶手看似与冶矿公司有关系,但全面排查之后会毫无结果?为什么如此竭尽警力,几乎搜索了大半个城市,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凶手的身影?我想前面的问题出在当我们想要以冶矿公司作为重点排查范围的时候,凶手已经下岗离开了;后面的问题,则完全跟我们先前犯罪侧写的范围较为狭隘有直接关系。”
韩印再次停下话,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但看似并没有完全结束话题的意思。果然,在环顾众人一圈之后,他接着说道:“最后还有一点疑问,各位一定也早已如鲠在喉,那就是上面的分析中,我始终未提及本年度的三起案件。究其原因,我认为它们与前面的八起作案,非同一凶手所为,下面就来具体说说它们:
“其实自接手此次办案任务起,本年度的两起案件就让我觉得怪怪的,不仅受害人年龄与先前有非常大的跨越,而且凶手的个性特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尤其在刚刚发生的案件前后,凶手先是在网上以图书馆索书号来暗耍所谓的退休老警察,紧接着又亲自把电话打到刘队那里向咱们示威,这就可以确定他需要有人认同他的成就,希望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这与先前那个只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凶手个性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升级。当然,犯罪欲望升级不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变态连环案件中时常会出现,可有一点是不应该发生转变的,那就是刚刚发生的案件中出现了财务损失,凶手顺手盗走了受害人刚从银行取出的一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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