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 (麦家)

　　小黎黎说：“在催你了，走吧。”
　　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
　　金珍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误了。”
　　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离别的愁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动不了了！
　　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个眼色，意思是喊她说句话。
　　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说：“走吧，珍弟，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
　　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胧胧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子，往门口走去，却没有话语，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走，把家里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走到门前，金珍猛然转过身来，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带泪地喊一声：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
　　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之后，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消失了。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道他呆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
　　本市36号信箱。
　　仿佛很近，就在身边。
　　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容先生访谈实录】
　　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还一样。什么叫国家机密？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
　　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没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但人已没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的，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来，开始我们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远——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
　　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光荣的一部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的推理相继粉墨登场，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么爱他就是爱国民党，什么我是国民党的情妇，什么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是想当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我家，也许是父亲的余威吧，他们只是乌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没有冲进屋把我揪出去，后来校长又及时赶来把他们劝走了。这是第一次对我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几百人，前面压着校长等好几个当时学校的权威人物，来了就冲进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的游行示众。完了，又把我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女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斗，晚上押回来写材料。后来我俩还被当众剃成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我，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这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还难受！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珍弟写了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报发出后，我想过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无回音，其次是像前次父亲死时一样来一个陌生人，至于珍弟亲自来的想头几乎就没有，更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地出现在我面前——（未完待续）
　　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党在化学系教学楼前接受批斗。两人站在大楼进出门厅的台阶上，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两边是猎猎红旗和标语什么的，下面是化学系三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约有二百来号人，都席地而坐，发言的人会站起来，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就这样，从上午10点多钟开始，又是揭发，又是审判的。中午，他们在现场吃饭（有人送的），容先生她们在现场背毛主席语录。到下午四点多钟时，两人脚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这时，一辆挂着军牌照的吉普车突然开过来，停在楼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车上下来三个人，两个高个子，一左一右夹着一个小个子，径自朝批斗现场走来。快走近台阶时，几个值勤的红卫兵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中间的小个子很蛮横地说：
　　“我们是来带容因易的！”
　　“你是什么人？”
　　“来带他的人！”
　　一红卫兵看他说话口气这么大，沉下脸，厉声回敬他：“她是国民党情妇，不能走！”
　　那小个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声，骂道：“你放屁！她要是国民党，那我也不成国民党啦？你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今天我非把她带走不可，让开！”
　　说着，一把推开拦他的人，冲上台阶去。
　　这时，不知谁喊道：“他胆敢骂我们红卫兵，把他捆起来！”
　　一下子，人都站起来，涌上去，团着他一顿乱拳。这时如果没人保护他，乱拳之下说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亏有陪他的人保护他，这两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赶出一个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里面，两人像保镖一样地护着他，一边双双高喊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谁敢打我们谁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散开！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