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眼 (Sunness)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审判长微微抬头，也瞧了眼手表上显示的时间，而后才望向辩护人席：“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没有发问？”
　　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anchez Ha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anchez Ha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anchez Ha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摇头，“太多了。我记不清。”
　　书记员将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又转开视线去留意秦森的反应。他依然在看着魏琳，身形一动不动，姿势没有分毫的改变。书记员便去注意他的手。他那双十指交叠搁在桌面的手，指尖充血，关节泛白。这个细节已经暴露了他的隐忍。
　　乔茵的发问却还在继续：“有多少次？”
　　“很多次。”魏琳的表情渐趋木然，“我记不清了。只要我醒着的时候他在场，就会开始。”
　　“也就是说，每到你醒着的时候，他看到了，就会虐待你，是吗？”
　　“是。”
　　“你反抗了吗？”
　　“我被捆住了手脚。”
　　“那你有没有试图求救？”
　　“除了Sanchez Harris和黄劭，没有别人进出那里。我曾经向黄劭求过救。他没有帮我。”
　　“你向被害人黄劭求救过几次？”
　　“我不记得。每次单独见到他，我都会求救。”
　　“你单独见过他？在Sanchez Harris不在场的时候？”
　　“是。黄劭会负责看住我。”
　　“你提到过被害人黄劭对你施行了数次强/奸，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Sanchez Harris指使他。这也是折磨我的一种方法。”
　　“指使？是指使还是威胁？被害人Sanchez Harris对被害人黄劭有任何言语或者行动上的威胁吗？”
　　“没有。他叫他做，他就做。”
　　“那个时候你还怀着孩子吗？”
　　没有任何回应。
　　书记员看向被告人席。那个女人坐在那里，略垂着眼睑，视线停留在自己的手上。她成了石膏像一般纹丝不动，脸上的表情仍旧麻木。
　　“被告人魏林？”乔茵通过麦克风叫她的名字。
　　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依然没有动弹。书记员抬眼，看到眼泪溢出她的眼眶，在她微摊的手心摔碎。她动了动嘴唇，过了好几秒的时间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是。”她说，“那个时候我还怀着孩子。”
　　刚刚逐渐肃静下来的旁听席上再一次传来克制的骚动。书记员迅速将目光转向辩护人席，正好见秦森转头低声对身旁的乔茵说了句什么。他特地侧过脸远离了麦克风，书记员便听不到他的话，只能凭借他肌肉紧绷的脸和眼中阴鸷的目光做猜想。
　　可乔茵没有理会秦森。她盯住被告人席上的魏琳，继续她的发问：“庭前会议出示的证据显示，你在1999年1月31日获救的时候，已经结束妊娠。你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结束妊娠的？”
　　一滴滴眼泪滚出眼眶，魏琳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仅任凭泪水摔落，迟钝地张合着双唇：“我不知道。”
　　“那你是以什么方式结束妊娠的？”
　　她依旧没有即刻回答。
　　书记员瞥向秦森。他端坐于辩护人席上，直直地盯着她，目光沉黯，腮帮因隐忍而微颤。“Sanchez Harris恨我的丈夫。”这时魏琳沙哑的嗓音一字一顿极为缓慢地响起，“他说我和我的孩子，只有一个能活着回去。他让我自己选。他觉得只要折磨我，就会让我产生恐惧，选择自己活命，让孩子死。”
　　循着声音望过去，书记员手里一刻不停地做着庭审记录，同时听见乔茵问她：“你选了吗？”
　　滚烫的眼泪一颗接一颗摔碎在惨白的手背上，魏琳眉心微展，神情逐渐变得迷茫，身子却不受控制地开始颤抖。
　　“我选了。”她还盯着自己的手，像是陷入了某段记忆中，声线低得像在喃喃自语，泪水在颤抖中歪歪扭扭地淌过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我选了我自己。”微微摇起了脑袋，她痴痴平视着前方，发颤的眉梢渐渐聚拢，苍老面孔上茫然的表情一点一点被痛苦取替，沙哑的嗓音细弱得仿佛要消失在战栗的尾音里，却在审判庭寂静的背景中清晰无比，“然后他就把我的孩子丢进了壁炉的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