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1950 (过渡形态)

这些水雷可以自动搜索附近的目标并主动攻击，即使是吃水很浅的小船也难逃被炸。扫雷艇和排雷索没有任何作用，他们的火炮也没办法够到几十米深的海床上的水雷。

一般而言，扫清水雷都要靠两到三艘扫雷艇拖着一根锋利的钢索切断水雷与基座连接的链条，让水雷浮到水面上再用机枪机炮摧毁。而对付先进一些的感应水雷也有刚刚开发出来的磁性扫雷具和噪声锤，再不济只要让扫雷艇拖着排雷索把海床犁一遍就好了。但是根据他们了解到的情报，敌人的水雷在待机时会把自己埋藏在海床上，并且用声呐、水压感应、船底模型匹配等多种方式选择目标，抗干扰能力极强，他们的扫雷艇刚进入雷区就会被炸沉，因此毫无作用。

“上将先生。”一名海军参谋突然开口说道，“我们有多少深水炸弹？”

所有人都看向了这名中校，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想说什么。在李奇微开口之前，亚瑟中将便语气低沉地回答道：“我们有一千多枚深水炸弹。但是，中校先生，这点数量不足以清除整条航道上的水雷。”

众人这才明白这位参谋想到的是用深水炸弹扫荡海床的办法，李奇微稍微思考了一下后也摇了摇头。深水炸弹有数百公斤的炸药，在水下爆炸时可以清空周围数十平方米的水雷，但是要清除长达十二千米的雷区至少需要上万枚深水炸弹，他们可没时间从本土运来这么多。

“长官，如果深水炸弹不够用的话，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炸弹？”中校又问道。

“空军的炸弹吗？”亚瑟中将转念一想，这个方法或许可行，日本本土这里还有一些重型轰炸机中队，航空炸弹设置好延迟引信地毯式轰炸海床并非不能做到。在五年多前的东京大轰炸里，每一次轰炸的炸弹密度都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每一次行动的轰炸区都有数公里长宽。

不过B29和A26轰炸机携带的一般是五百磅炸弹，装药为121千克TNT炸药，在十几米深的海底威力会被水压大大削弱。打通东京湾的水道至少需要清除十二平方千米的雷区才能勉强有一条一千米宽的通道，在这十二平方千米的海床上他们可能要投入数十万枚五百磅航空炸弹。

众人又放弃了这一想法，他们没有储备这么多炸弹。

最后，中校似乎是开玩笑地说：“那我们干脆用原子弹炸平海床算了。”

他本以为这个荒唐的提议会遭到在场众人的无情批驳，但是他却发现李奇微和亚瑟都严肃地看着他，随后两名将军都沉默地开始在地图上作画。众军官再次面面相觑，他们都是把中校的话当成玩笑的，难道真的要为扫清一条航道用上原子弹吗？

而身处战场最前线的美军的两个机械化师已经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在几天前才从釜山地区赶到松林市附近的平原区驻扎。刚刚整顿好营房的美军士兵立马就接到了解放军的欢迎礼物，当时负责巡逻的两架无人机投放了八枚集束炸弹，将集合在空地上的两个步兵连全部炸死。两三百人的部队最后只拼出一百九十多具还算完整的尸体，剩余的美军士兵基本被吓破了胆，他们立马将营地从野外搬到了城镇里，挤占当地居民的房屋。

挖掘防御工事成为了每个人都不想干的工作，每次有新的部队刚刚进入被炸平的战壕拿起铲子准备开挖时，敌人的炮火和炸弹就准时砸到他们头上。

他们有时候能看见敌人的轰炸机，不过要么是飞得太高，要么是飞得太快，40mm博福斯防空炮根本就形成不了威胁。他们的重装备每天都在减少，敌人的轰炸虽然频率比较低却极度精准，有时候能做到把炸弹精确地扔在每一辆坦克的车顶上。

“我们的战斗力因为敌人的持续轰炸不断减少，士兵们的士气也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的继续轰炸，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在几天后阻挡敌人装甲部队的突袭了。”第40步兵师的师长在他的撤退请求中这样写道。“根据之前部队的描述，我们只能拼命地埋设地雷和挖掘反坦克壕沟以求拖延敌人的行军速度，我们没有穿深足够的反坦克炮，坦克营在连日空袭中损失了非常多。”

现在美军的前线部队不说是要进攻了，就连大规模撤退可能都无法组织，他们的卡车和装甲车被炸毁了不少。但是留在原地防御的话，似乎他们也不见得能够抵抗得比美骑一师更好，南伪军作为附庸基本都在上一次战役中被全歼了，现在美军的这两个师在平原地区上可谓是孤立无援，既要守正面也要守侧面。

“我们的防线到处都是弱点，本该能布置反坦克堡垒的地区已经没有多余的火炮能够布置。按照总部的指示，坦克和榴弹炮现在都被藏在城镇里以免遭到敌人的空袭。”45师师长写的报告中充满了无奈的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空军会被压制到这种地步，以至于陆军不得不拿平民当成盾牌躲避敌人的空袭。另外，我们的补给线同样遭到敌人的袭击，全师的燃油只能够维持三天时间，我们的油罐车被炸毁在瑞兴到沙里院之间的公路上。士兵们现在又冷又饿，我们不得不拿宝贵的燃油取暖。”

两位师长对前线形势的描述充满了绝望感，仿佛他们不是率领两个师对抗敌人的两个旅，而是率领两个排对抗敌人的两个军。他们的部队完全不习惯补给线被切断的仗要怎么打，随军运来的物资并不是为坚守一地数个月的标准准备的。

负责士兵们精神状态健康的牧师和医生们不得不每天都治疗数百个因为在战壕里天天躲避轰炸而精神崩溃的士兵，敌人的炸弹像是多的用不完一样。

进攻是完全不可能的，且不说他们的坦克很可能刚开出城镇就被空袭摧毁，各部队的基层军官也坚决反对在补给不充足，情报不充分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而防御的后果无非是在更猛烈的轰炸中全军崩溃，敌人这几天的炮击和空袭显然只是小打小闹，目的是给他们持续施加心理压力，逼迫他们发动进攻。似乎只有承认失败并撤退到还能有充分补给的地区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是他们又害怕自己前脚走出阵地，后脚敌人的履带就碾到他们的头上了。

左右为难的美军部队就在这种焦虑又恐惧的心境中度过了又一个还能活着的日子。

第39章 观察团

1950年11月初的某一天，苏联乌拉尔军区司令部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一名头戴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两名手持冲锋枪的红军战士的护卫下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路上的苏联军人们频频侧目，NKVD来到军区司令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此时，朱可夫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手上的托卡列夫自动手枪的弹匣压进子弹。朱可夫身上穿戴着熨平的苏联陆军将军制服，四枚“苏联英雄”勋章整齐地排在他的左肩下方。在压好子弹后，朱可夫为已经拆好的手枪的各个零件一一检查并擦好抢油，他很快便把手枪装配完毕，他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并将之放进身前的抽屉里。就在他将一切都准备好后，厚实的红木大门被人礼貌地叩响了。

朱可夫在两天前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是由斯大林亲自发给他的，里面用亲切的口吻提到了斯大林请他“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并准备接受特殊任务。”

在1946年因为斯大林的猜忌被降级流放至此的朱可夫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斯大林准备永绝后患了，毕竟他被流放到乌拉尔军区后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到苏联的高层军事会议里了，此时被斯大林叫到莫斯科去还能有什么好事？

身为一名光荣的苏联红军，朱可夫不能接受自己像十几年前的那些人一样被安上一个奇怪的罪名后遭到秘密处决。内务部的军官如果带来一张逮捕令，那么他就用自己的手枪了解自己的生命。

内务部军官在敲门后缓缓推开大门并独自一人带着公文包走了进来，两名卫兵留在了门外。这让朱可夫暂时松了一口气，如果他不是打算在办公室里枪毙自己的话，不带卫兵进门一般也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来拘捕自己的。

“您好，朱可夫同志。”这名少校军官向朱可夫敬了一个军礼，朱可夫起身回敬后两人都坐了下来。军官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并拿出一份文件来，他没有打开文件袋便直接递给了朱可夫。

“这是什么文件？”朱可夫提问道。

“我没有权限查看它，司令员同志。”军官严肃地说道，“我只被告知要将文件亲手交给您。”

朱可夫满面狐疑地打开文件袋，里面只有一张纸和寥寥几行字：即日起恢复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苏联元帅军衔，并委任朱可夫同志作为苏联赴中国军事观察团主任。

朱可夫更加疑惑了，从文件中看，这并不是斯大林或者其他人打算除掉自己的预兆，甚至还恢复了他的元帅军衔。但是为什么突然让他去中国，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苏联赴中国军事观察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