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1950 (过渡形态)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虽然因为自己多疑固执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执着于集权，但是他并非看不到苏联经济中的问题，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兴盛、商品的匮乏和福利的高涨明显预示着经济系统有着根本性的问题。他认真地考虑过如何改良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和美英等国的国际斗争上，直到王稼祥将那份至关重要的资料带到他的私人别墅之前，他都没能下定决心。

“我们很乐意向苏联同志们分享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而有关这些内容，我想贵国会从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当中获益良多。”主席笑着说道，他们二人耳朵上戴着的同声传译装置可以准确地识别主席的湖南方言，即使在未来也属于先进科技，“虽然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市场经济是有其优势的。我们也不应该把货币和资本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用公权力将其束缚起来，作为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刚建国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理论上，如果没有后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压力，苏联一直保持这种折中的发展思路的话，未必会在1991年就宣告解体。但是新经济政策也并非没有缺点，那就是它对市场的限制依旧太大，而且和后来的各种政策一样束缚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商品流通的限制也没有彻底解除。

“如果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的效率，那就辜负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民，那会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想着绝对的公平，那么社会发展要么过于缓慢，要么陷入停滞。”主席在说话的同时，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斯大林能听出主席的话语中带有一些反思的意味。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除了建设社会主义之外，还要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解放。但是如果我们的发展过于缓慢，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团结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的、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民众呢？”主席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的人民，住在筒子楼里，每天吃米饭配咸菜，上班要骑自行车。我们拿什么去说服住在独栋住宅里，能喝红酒吃牛扒，坐着福特汽车带一家人去度假旅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呢？这样的情况，在后世的七十年代非常明显，我们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深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的本性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现在的我们想要看到世界大同的话，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不愿意生活水平下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

虽然两人一开始的话题是如何对苏联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良，但是主席和斯大林最后也不免会谈到这个时代里社会主义者们最崇高的理想，那便是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解放。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固然处于可以发动攻势的状态，但是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的主席也明白，世界革命是全人类的事情，只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水平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全球化经济中的产业链剥削还在继续，那么全人类的团结就还为时过早。

后世的一些人，在对世界革命侃侃而谈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经济和政治双重落后的地区，仿佛这个世界只存在中国、美欧国家、日韩和俄罗斯等国一样。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连全人类的一半都没有，全世界还有数十亿人口生活在信息闭塞、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地区，他们甚至大多数还没有踏入工业化社会的门槛，殖民地体制、封建制和奴隶制依旧统治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许多大国的国民在谈论政治时甚至下意识地将这些地区的人排除在人类文明之外，就像那些将殖民地人民人当作生产工具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一样，但是后世的我党并没有忽视第三世界的存在，而是积极地尝试团结那些过去不被西方世界视为人类一部分的人民。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确实只有在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拿出余裕去支援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也能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明白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产业链剥削是有可能存在的，两国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必然有差距，中国不会刻意地以卖肾援助的方式避免这一点。

“在苏联同志们的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新的建议。您知道，在原本的历史上，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是尝试过经济在阵营内部的自循环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成功。”主席向斯大林缓缓说道，务求让同声传译装置精确地翻译每个词汇。

原历史上的苏联曾经主导过“经互会”体系，但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内循环尝试终究没能成功。已经有着发达经济的少数东欧国家和苏联本国人民不愿意承担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本，大多数受到经互会内部“补贴”的后发国家没能回应援助者的期待，而苏联强迫他国接受苏联模式则是经互会各国之间没能有效契合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党想要尝试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内循环机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发展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影响，外部资本不再对本国经济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后世那种社资对抗的僵持局面就有了破局的机会。

“您是想说，各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斯大林立刻问道，他原本就有此意，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经济融合能比资本主义阵营更紧密，那么在中国带来的的科技优势加持下，这场冷战中经济方面的胜利将毋庸置疑。

“是的，只要我们能充分地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流通更加流畅，直到最后消除经济交流在国界之间的阻碍。”主席委婉地表示了我党的想法。

我党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原历史上苏联的经互会体系不同，在这种被称为“命运共同体”的新关系当中，不存在掠夺谁、“包养”谁的现象，而是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构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合作。中国为各国提供科技支持，各国以资源和产品作为回报，在各取所需的交流当中推动各国之间的一体化、分配各国在国际分工当中的位置，在最长远的未来最终达到消弭国家差异的目标。

在这个被称为“命运共同体”的全新概念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第173章 植物人

1951年一月中旬，争吵不休的朝共高层终于从中国的联络人那里得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消息。距离金日成在考察过程中遇刺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朝共内部的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被送到中国境内救治后还能不能醒过来。

在金日成被送到辽宁省救治后被临时委任为联络人的原辽宁省政府外事办干部郝其军来到了朝共中央的办事地点，并向他们通报了有关金日成病情的最新消息。在一众朝鲜人充满期待的注视下，郝其军面无表情地向他们说道：“尽管经过我国最好的医学专家组的全力救治，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向在座的同志们通报：金日成同志虽然已经摆脱生命危险，却已经陷入植物人的状态。对此事我们深表遗憾，金日成同志是中国人民的......”

而当郝其军还没能说完的时候，坐在一旁的一名参会官员便打断粗暴地他的话，大声问道：“我想向中国同志提个问题，这个‘植物人’是什么意思？”

郝其军转头看了看那个发问的朝鲜干部，意识到他是金日成嫡系那一派的成员，而刚才他用朝鲜语说的“植物人”一词在这个时代确实没那么多人明白。于是，郝其军只好在道歉之后向在场众人仔细解释了一下金日成目前所处的状态。

“......简单来说，金日成同志的生命安全并无大碍，但是也没有意识存在，金日成同志可能需要严格的医疗看护才能继续或者，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意识。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也可能在下一秒就结束。”郝其军说完后发现自己刚才的措辞其实也不是很合适，但是面前的朝鲜领导层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后面几句话，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日成目前无法恢复意识这件事上。

得知消息的一种朝鲜人神色各异，郝其军可以看出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或是有掩盖不住的欣喜，或是有愤怒与迷茫并存。金日成如今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显然对在连日斗争当中已经趋于合流的延安派和苏联派大有好处，但是对金日成的亲信们而言就是晴天霹雳。刚刚从中国回到朝鲜的崔庸健本该是金日成嫡系派别的最大希望，他在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之后没有立刻回国，回国之后整个人也有点性情大变的样子，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成为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不会参与到目前的党内“争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