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难就难在这一点！”
袁可立道：“这些案件都有一个特点，参与人数不多，最多数十或上百人，也就是说秦承祖现在缺粮，但是身边人数已经分散！”
“山区，乱兵分散，全部都不是好消息，若是分兵，定会被贼人所趁！”
孙承宗苦笑：“若是不分兵，一旦山区，万一……”
易守难攻之地多了，再加上秋高气爽，天气干燥，秦承祖若把官军引入绝地，然后再放一把火，那么明军损失定会惨重。
大明目前就这点家底，实在折腾不起。
后金的威胁日益严重，陕西、甘肃、宁夏又是大灾，民乱如星星之火，稍有松懈就成燎原之势。
多事之秋，国帑不足拿什么去消除这么大的隐患？
朝廷没钱，可到处都是用钱。
最关键的根本就是钱。
加征加派搜刮小民，只会使民众不堪其负而动乱不休，朝廷想要将广开财源的对象从田丁税加派转移放到商税头上，也就是减轻小民的负担，让地方上的世家豪族多承担一些，大思路是正确的。
只是非常可惜，商税增收触及到士绅大族以及地方上的根本利益，阻力之大也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讨论，而是实施。
从崇祯元年到崇祯二年八月，已经两年多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吵出一个结果。
孙承宗腻烦了朝廷党争却苦于无力挣脱，眼下山东匪患难解。
他愿为王驱，鞠躬尽粹、死而后己都在所不惜，只可恨，中枢视他如猛虎，锁住了他的手脚才安心。
名义上他是大军统帅，十几路监军，吃拿卡要，对于原来并不充裕的军费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袁可立按在楸木棋盘两边叹道：“我多年来只关心兵事，对国帑补足之事，见解却浅了，实在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献丑的拙见……”
登、莱两地为秦陈两贼兵祸肆虐，现如今依旧是满目疮痍，依旧没有恢复昔日之景色。
孙承宗笑而不语。
他不相信袁可立并没有意见，只是他不敢说。
“不过，我那学生全旭精通杨朱之道，他遣人写信，不日将抵达登州，或许，他可以提出治症之良方！”
孙承宗其实并不相信全旭能有什么好办法，在他看来，这是袁可立的政治智慧，用学生的嘴把方法说出来，事情还有缓和余地。
如果是袁可立提出，无论是上折子，还是私下议论，恐惹非议。
……
在登州的孙承宗和袁可立为难，京师的崇祯皇帝同样为难。
每天的朝会，几乎成了菜市场，官员们像泼妇一样，大吵大闹。每日弹劾钱龙锡的弹章都要用竹筐装，有时一个竹筐还装不下。
这些弹章让崇祯皇帝看得头大眼昏，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生气。
也可以说，弹劾钱龙锡就是在打崇祯皇帝的脸，毕竟，想要淘汰冗官是他的想法，为朝廷节省资金，也是他的本意。
只是，刚刚试探了一下，朝臣们的反应实在是太剧烈了。
现在众臣们上书弹劾只是一方面，还有请愿，就连国子监的监生们也参与了进来……
总之，一地鸡毛。
所谓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人性。
崇祯皇帝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延续二三十年之久，他们老爹的地位摇摇欲坠，好几次连小命都不保了，他和天启帝也跟着担惊受怕，一夕数惊；
好不容易熬死了万历，老爹终于登基了，本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没想到红丸案发，他们老爹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归天了。
接着，哥哥天启当了皇帝，身体向来健康的哥哥，仅仅七年就随老爹驾鹤西去。
现在，童年那种那朝不保夕的恐惧又回来了。
这种种不幸的遭遇几乎扭曲了崇祯的人格，他变得极端偏执、多疑，极度缺乏安全感，谁都不敢相信，对谁都不敢真正放心。
钱龙锡已经被黑出翔了，崇祯皇帝脑袋中反而生出一个念头。
难道这货在跟朕玩苦肉计？
崇祯皇帝也读过书，读过史，他也知道古往今来，只要参与变法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是好下场的。
钱龙锡怂了，于是就让人弹劾他，好借机下台。
要不然，众正盈朝，都是正人君子，谁敢弹劾内阁次辅？
不得不说，崇祯皇帝的脑回路相当清奇。
钱龙锡不是想弹劾引退吗？
朕偏偏不让你如愿，朕就是要让你架在火上烤。
崇祯皇帝下旨，锦衣卫诏狱释放钱龙锡，官复原职，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此时的崇祯本着叛逆的心思，做了一次反而正确的事情。
当然，也不能说正确。
主要是钱龙锡是一个人，他心凉了。
作为内阁次辅，他拼命得罪崇祯的风险，给大家挡住了开源的廷议，你们想要吞大名府全旭的千万家财，我让你们如愿，指使人弹劾卢象升，准备给你们铺路。
正所谓，我本一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钱阁老对自己的阶级盟友掏心掏肺，换来的却是诋毁打击。
他们把尿盆子往钱龙锡头上扣，什么罪名都敢编排。
钱龙锡花了五万两银子购买的府邸，被泼了满地金黄，成了整个京师的笑柄，他的门人被打，自己也诏狱也没有少吃苦。
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心理上的痛苦。钱龙锡少年家境并不算富裕，由于求学成本巨大，寡居的嫂嫂时常接济他，当然，他也非常感恩。
但是，这些言官居然污蔑他与其寡嫂通奸，这让钱龙锡非常愤怒。
你们不想交税，我就偏偏不让你们如愿。
钱龙锡官复原职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改盐制，拿江淮盐商开刀。
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奏：今事已极重难反，当就见行事例一为厘剔。祖制，有边商而无内商，故塞上地辟而粟恒满每谷一石价止二钱。其后改为折色，每引加课四倍，而塞上地荒，米价腾贵，斗米三钱，较之向时折阙犹多，此边饷所由诎也。
臣在南部见各商皆携重资，求要路，讲割没，讲抽掣，讲夹带者，月无虗日。夫行万金之贿者，必有十万之获聚；千人之金者，必有万人之役。一岁中间其所抵冒渗漏何啻千百？今欲疏理盐法，不必加课以重困商民，惟有力绝请托，严禁私贩，使存积盐多，守支不困，则边商得利，乐于开中，米价自平，虽不能预复祖制，尚可存十一于千百也……
第一八八章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东至辽蓟、西至甘肃的所谓“九边”之地，以及福建、广东、海南、云南、贵州等地，均为明代辽阔疆域的边防。
这些地方路途遥远，道路奇岖，运送军用物资，不仅需要征用大量的运夫，而且要花费不少的路费盘缠，对于政府而言，实在不想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于是，明代朝廷就将这个包袱转嫁给盐商，通过开中制度这种形式，将盐政与边政有机地结合起来。
盐是暴利，虽然朝廷出厂价低，可是到了百姓手中环节，这个价格就翻了不止十倍。
这样以来，开中法就是把盐的零售权交给一部分商人，到成化、弘治时，开中制度在权贵势要及各色人等奏讨占窝、垄断开中、多支夹带、贩卖私盐的破坏下，基本上实行不下去了。
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在叶淇变法前是通过盐粮交换比例加重纳米数量来实现，而在叶淇变法后是通过提高引价来实现的。“粟贵征粟，粟贱征银”，明政府不再着眼于巩固边防开发边疆，而是致力于充实国库，增加帑银。
钱龙锡就是要恢复开中法，把盐商的零售夺回来。虽然不夺盐商的生产和分销，但是却零售权拿过来，那可就伤筋动骨了。
要知道，像生活必需品，垄断经营那可是暴利。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石化和中石油几乎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加油站，个别私人加油站却可以便宜很多。
很人分析又是囤货赚差价，又是劣质油等等，这纯属扯淡，中国就没有私人炼油厂，所有燃油都是国营，他们为什么会卖那么低，利润从何而来？
因为燃油出厂本来就是那么高，每升油赚一两块钱就不少了，哪怕赚一块五，一样是暴利。
现在再采取开中法，盐商为了避税的一部分私盐就要藏不住了，人家拿了盐引，盐商必须给盐，而这些盐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销售，朝廷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养活损耗和中间漂没。
这个消息在朝廷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不过，相对而言，比裁撤冗官又好得多了，动盐商总比动官员要强。
当然，依旧是骂声一片。
钱龙锡几乎与国贼划上等号。
全旭这边刚刚抵达登州，就被吓了一跳。密密麻麻联营几十里，到处都是兵马与部队，当然，明军军纪有严有松，反正非常混乱。
全旭并没有立即进城，而是直接前往位于登州城西北辛安河台地的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