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江湖野人)

为了革除积弊救亡图存，朝中的仁人志士在新君登基后，就立即抓住东京留守司文武不和问题的时机掀起政争。
此举，打了“道君党”一个措手不及，也让完全没有进入状态的皇帝赵桓结结实实看了几天戏。
直到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掀起“汹汹民意”，新任赵官家才不得不暂时丢掉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赵桓虽然没有立即处置跟着道君一同南下的蔡京、童贯等人，却听取了吴敏、耿南仲等人的建议，下旨将西城括田所之前搜刮的田地返还“百姓”。
此举昭示着新君不同于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道君，确实有革除积弊的大决心和大魄力，百姓有呼声，天子就有回应。
百年大宋终究不会就此沉沦，如今天子已经振作，只待团结一心，守住了临安之后，再清除朝中奸臣，待众正盈朝，大宋绝对能够中兴。
没等打了鸡血般的朝中忠臣们来得及庆贺，一则战报便打懵了他们：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同军攻入开封府，并连破襄邑、太康、东明三县。
东明县溃兵逃到东京城下，城中贼人趁机作乱大乱，都统制刘延庆为平定乱贼，冲锋在最前沿，不幸遭贼人暗算，壮烈捐躯，临死前仍高呼“杀贼”。
乱贼随即引燃城南天桥街部分建筑，欲以大火焚城，幸得上天眷佑，关键时刻北风大起，大火仅烧掉外城南部部分。
但大火却引发了守军集体恐慌，又因失去主将刘延庆的弹压，在贼人的煽动下，城中爆发多起内乱。
城中军民因大火和暴乱死伤无算，就连东京留守王黼也于暴乱中下落不明。
大宋立国后就不曾被敌人攻到城下的东京城陷落了！
……


第四十四章 一切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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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隋唐开科举后，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语，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科举之途的难度极大，很多人考到老都未必靠得中。
对动辄四五十岁才能殿试高中而出仕的“正途”官员而言，读书时间比当官时间更长才是人间常态。
教主道君皇帝御极二十五年，比很多科举出身官员的政治生命都长。
其人又聪明绝顶，政治手腕相当了得，多年下来，通过蔡京等白手套一再掀起朝堂争斗，硬是将朝臣被换了一茬又一茬。
最终，充斥朝堂的臣子基本成了赵佶一手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其人的地位因而极其稳固，就算这些年来一再作死，臣子们顶多是变着法地劝谏，却没人敢提出换皇帝的建议。
若不是赵佶惧同入骨，在大同帝国入侵的关键时刻自己抛弃了天下，李纲、吴敏之流即便能力再强，蹦哒得再欢，也奈何不了其人。
赵桓刚被立为皇太子时，蔡京进献了一套大食玻璃酒器，以与储君拉好关系，赵桓也非常喜欢。
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陈邦光却趁机进言，说是蔡京故意以宝物迷惑太子心智，赵桓怒而砸烂了这套酒器。
未过多久，天子便下诏令陈邦光提举洞霄宫（实际是罢职），池州居住。
有此事可见赵佶对一切可能危及自己皇位的人都和事都极为敏感。
赵桓虽然做了十几年的储君，根基却非常浅薄，被道君和臣子们强行推上大位，谈掌控朝堂，纯粹就是个笑话。
其人并不傻，或者说为其出谋划策的臣子们并不傻，清楚登基之初绝不能轻易处置道君留下的宠臣，就算有“民意”加持也不行。
因而，赵桓仅仅是下诏将西城括田所之前搜刮的田地返还给“百姓”，并没有处置陈东上书所列“六贼”中的任何一人。
效果却格外好，当即赢得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不只“倒道派”。
表面看，是天下人看到了新君不同于旧皇，确有革除天下积弊的大决心，大宋中兴有望，而自觉为其造势。
实际却是另有隐情。
无论从哪方面讲，赵佶都是昏君无疑。
但昏君也分很多种，他就是那种智商极高且志向远大的昏君。
没错，教主道君皇帝很有志向。
其人登基后，选用的第一个年号为“靖中建国”，本意就是努力化解新旧党争，营造上下一心的局面，以统合力量振兴大宋。
只是，这个年号仅用了一年，就换成了“崇宁”。
不再求靖中，只想崇宁，很直观地反映了赵佶治国理念上的转变。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赵佶亲政一年多，驱逐了权相章惇，启用韩忠彦、曾布等人，基本稳定了政局，欲要有所作为。
但放眼大宋，却是一副行将就木的烂摊子，根本无法承载其人的勃勃雄心。
大宋脱胎于混乱的五代，本就先天不足。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被后世视为宽和典范，但其本质却是皇帝以富贵爵禄收购军头们手中的兵权。
换句话说，就是掌兵重将们“自废武功”，再不能重复“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历史，赵匡胤则给予他们不用打打杀杀也能富贵数代的特权。
得国过易，建国的过程中又缺乏“战斗性”，便使得大宋接受了五代遗留的诸多社会矛盾。
而赵匡胤的继承者们除了神宗赵顼和道君赵佶两个另类外，其余人皆充分继承了太祖皇帝“宽和”的性子，不断向特定的群体让渡国家利益。
最终，打造出了历代以来独此一份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此，各种特权阶层不断膨胀并疯狂攫取国家财富，沉重的社会矛盾让立国仅仅数十年的大宋提前进入了白病缠身的暮年状态。
早在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实施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仅仅是微小的政策调整，就因为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极力抵制，最终惨淡收场。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靠压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办成的事，没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办成？
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熙丰变法最终失败，其实与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当没有根本上的关联，与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业半道而殂也没多大的关系。
只因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而大宋这种畸形政体根本没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丰变法虽然失败，本就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战的新旧党争却没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方主政必然尽废另一方之法，并驱逐对方所有朝臣。
赵佶改元崇宁，其实就是“靖中建国”的美好设想已经破灭了，新旧党争充斥每一次朝议，换谁也受不了，只能“崇宁”。
其人逐渐意识到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凌驾于所有臣子之上，即便朝中有党争，皇帝也只是超脱于外的裁决者。
但经过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连番折腾，大宋皇帝已经事实上与执政派联成了一党，不再具有超越的地位。
要想做事，就不能再有幻想，必须乾坤独断，一意孤行！
当然，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亲自下场，必须有白手套。
神宗有王安石，哲宗有章惇，而他赵佶有谁？
其人开始频繁流露欲修熙、丰政事，再振大宋的志向。
起居舍人邓洵武身为天子近臣，明白了赵佶的志向，趁机进献《爱莫助之图》以献，极力向道君推崇蔡京。
蔡京摇摆于两党之间，名声早臭了，还因为党附向太后，被亲政后的赵佶贬斥过。
但道君为了自己的大志，还是决意启用其人。
先拜尚书左丞，随即又取代曾布为右仆射。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宦海沉浮数十载，阅人无数，早练就了一双识人慧眼，自然能够分辨皇帝这话是出自真心，还是耍嘴皮子，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么。
其人当即顿首谢恩，表示愿为天子尽死。
未过多久，道君便进蔡京为左仆射，开始了这对君臣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与斗争。
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抵制，甚至是人身攻击。
但其遭遇与数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打压寄生在王朝肌体上的吸血虫，从他们手中夺取财源用于富国强兵，以挽救大宋不断衰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