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吏曹掌管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职权既重,事务也非常敏感。
但实际上,这些权力是不可能真正放手交给宗泽的。
比如,这份县一级官员调整方案,就是赶在赵遹离任前便集体研究确定的,宗泽只是参与了徐泽和赵遹的讨论,发表的意见并不多。
此外,徐泽还征求了龚孝序、罗仲彦等人的意见,才确定下来最终方案。
其实,以同舟社现在的运行模式,宗泽这个吏曹曹首的职权已经被严重打压了。
其人也清楚这一点,办事非常谨慎,升官后,其犟脾气反而改了不少。
宗泽为人犟,乃是持才傲物,看不上庸碌之人指手画脚,掣肘自己做事。
并非因为其人性格孤傲不合群,遇人就犟。
在英明强势的社首徐泽面前,宗泽更不敢犟。
天下为公与权力集中统一,二者并不矛盾。
甚至,以同舟社成员的驳杂,若是没有一个英明而强势的社首行使集中统一的权力,这个组织当初都不可能走出水泊中的梁山。
正如周畀所说,以徐泽的威望,无论宣布什么命令,都不需要下属表态。
赵遹、王进二人同时去职,对同舟社文武官员的震慑非常大。
不仅是因为二人的功劳、能力俱在众人之上,而且,他们还与社首关系极亲。
一个是岳父,一个是师父,都是“半父”,社首说拿掉就拿掉,其他人谁还敢再造次?
不过,此事并非徐泽本意,虽然他的确有整顿同舟社作风的思考,但真没想过一次性拿掉赵遹和王进两人。
当日之事,纯属巧合。
二人明白自己关键时刻站错队,主动请求惩罚,本就是为了同舟社的长远发展,徐泽也不能因亲情而废公事。
宗泽并不是一个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其人大量的时间用在琢磨事上,极少琢磨人,才使得仕途始终不顺。
当日,宗泽了解到社首有建设“大同社会”的远大理想时,就忘乎所以,激动得浑身颤栗。
但见到赵遹的异常后,才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甚至有可能危及同舟社的事业后,
宗泽又冷静下来,并选择站到了赵遹一方,劝说社首慎重考虑。
事后,他才想明白其中曲折。
因为自己当时的表态支持,才让赵遹不得不走——这同样是为了同舟社的长久和稳定。
经历此事之后,年近六旬的宗泽再度审视多年的仕途,获得了很多以往不曾去想的深刻感悟。
比如这件事上,社首没错,赵遹没错,王进也没错,他宗泽同样没错,但一堆的没错汇集在一起偏偏有错误,就必须有人来承担这错误。
赵遹去辽东了,走之前,推他上来。
宗泽得到了很多人渴盼的“长史”之位,却没有感受到名位的力量,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人性的复杂,在于你永远无法把控其他人的思想,不是你掌握了某种先进理论,或是拥有更高的权位,就能把控一切的。
英杰之所以是英杰,就是哪怕别人都懂的道理,却只有在他们手里,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
同舟社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更高的位子,不仅仅是更大的权力,还有是更多的责任。
社首为了这份责任,同时“驱逐”两个半父。
黄土已经埋到脖子的宗泽来说,为了这份责任,还能有什么高傲不能放下?
“社首,下官以为,吏曹职多而权重,当作分解。”
徐泽望了一眼宗泽,长叹一声。
“还是不够解放思想啊!”
宗泽:“?”
“汝霖兄,同舟社现在人才匮乏,处处都要用人,仓促之间哪里去寻合适的人选,接替这份分解的权责。”
宗泽满脸羞愧,拱手道:“属下惭愧!”
徐泽知道宗泽想岔了,不再勉强其人。
“我的意思是说,以同舟社现在的规模和运行模式,你有没有觉得觉得吏曹成了摆设?”
第六十一章 建社方针一旦确定
吏曹在制度设计上不仅不是摆设,反而是职多又权重的要害部门。
现在有徐泽在,同舟社也是从无到有,大部分的人才都由社首亲自把关,才会显得吏曹可有可无。
但以后摊子铺开,继任者直接接手一个庞大的国家,若是没有一个专业部门统筹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肯定是出乱子的。
这个部门若是职权太重,曹首又与长史沆瀣一气,再遇到一个能力跟不上的社首,问题就会很大,以至于宗泽自己都认为需要对其进行分解。
可是,职多权重是一码事,具体运行却是另外一回事。
之前,宗泽兼知登州事,精力主要放在登州的行政管理上,现在又代理长史,要处理繁重的社务。
其人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兼职上,对比之下,吏曹的主业确实荒废了不少,让人感觉成了摆设。
造成这种不正常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同舟社尚未完全走上正轨,人才匮乏,身兼多职,严重分散了宗泽的精力,使得主业荒废。
也有徐泽这个威望极高的社首在上面压着,使得吏曹的很多职权被侵夺。
管理的核心是人、财、物和信息,除了信息一项宗泽是进入同舟社才有深刻感悟外,其余三项其人早在多年仕途中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但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的高效运转,而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为了位置而争权。
徐泽英明强干,暂时不愿放手对“人”的把控,同舟社的摊子又只有这么大,社首完全可以兼顾得上。
有理想有抱负的宗曹首又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具体事务,当然不会不识相的非要按责履职,吵着要求社首把吏曹的权力还给自己。
“社首,你该不会是想撤掉吏曹吧?”
吏曹在徐泽的手下是摆设,但以后同舟社摊子铺大,没有这个部门可不行,宗泽不觉得徐泽会有这个想法,语气很有些不确定。
“当然不会,我的意思是说,吏曹还应该要增加一些经常性的事务才行。”
已经权重位尊的吏曹还要增加职责,宗泽实在跟不上徐泽的思路,只能拱手道:“还请社首明示。”
徐泽道:“我计划待各县乡共建会铺开并运转稳定后,分三批组织州、县两级官员培训班,地点就定在诸城,每批的时间为半个月。”
宗泽怔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因为社首这个决定确实打破常规了。
其实,同舟社内的公职人员培训并不是新鲜事。
在他之前,张绍就受领了筹备营以上军官分批轮训的任务。
再比如各村的共建会负责人,虽然不领俸禄,不算公职人员,但也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若是任期考评不达标的,还要进行回炉再训。
但正式官员的在职培训,以前却是从未进行过。
实际上,官员在职培训便是在华夏历朝历代中,也极为少见。
文华鼎盛的汉人王朝更习惯通过各种考试,选拔现成的精英人才管理国家。
至于在职培训,困难太多。
仅仅是一个谁来培训的问题,就开不得半点玩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封建王朝的官员,所有的权力来自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服务的对象也只能是皇帝。
官员在职培训只能由皇帝亲自组织,换其他人来做这事,基本就是预告换皇帝。
但皇帝能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储备,教授从亿万人之中层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么?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历代王朝基本没有官员在职培训。
苦读诗书多年的士子们通过纶才大典,进入国家的人才储备库。
再由吏部、礼部等部门对其进行很短时间的岗前培训后,就能安排到相应的部门实习候阙。
等这些人出职地方后,终其一生,基本不会再有任何职业培训。
朝廷最多也就通过诏令的形式,规范各级官员职责范围和相应工作方法,或是明确某阶段的具体工作事项。
反倒是一些胡人政权,因为人才稀缺,甚至由于很多官员不识字,导致政令无法正常下达,其统治者才会规定官员要进行在职培训。
不过,这种培训的效率并不高,目标要求也非常低。
如前秦苻坚便下诏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规定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个讲解经书的老师,以“教读音句”。
苻坚确定的这个“就学受业”标准,便是放在同舟社的小学中都嫌低级。
宗泽对这个官员培训班的办学方针有些迷茫,培训什么,由谁来培训?
“社首,办培训班有哪些要求?”
徐泽心中早有计较,此事虽然由吏曹来承办,宗泽也非常敬业,但毕竟是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甩手给宗泽,最终肯定办不好。
他不仅要亲自授课,还要对整个方案进行明确——此事上,宗泽还是具体承办。
“建社方针一旦确定,官吏就是决定性因素。同舟社欲要开创前人未创之事业,就必须先培训前人未有之官员队伍……”
一副大同社会初级阶段的蓝图在徐泽的叙述中,渐渐展露出其绚烂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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