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江湖野人)

乙种营的装备标准、官兵待遇、营正官阶和晋升空间都要比甲种营差不少，有些类似大宋厢军和禁军的差距，区别只在于乙种营也必须承担战斗任务。
徐泽并不是歧视投靠的辽人，故意把他们编作炮灰部队。
实际上，因为完整获得了安复军武库，同舟社乙种营的装备水平甚至要明显好于辽国的部族军。
而相对于甲种营“差不少”的待遇，也比辽国同阶官兵强一些。
之所以选择小编制，恰恰是依据实际情况做出的最优解。
和当初在泸南整编夷丁一样，装备简陋、训练不足等客观条件，决定了过于复杂的“先进”大编制无法使辽籍整编军获得相应的战斗力。
还会出现一些编制的人员因为缺乏相应装备，在战斗中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情况。
种田必须有条不紊，一个计划管几年，轻易不能更改，但打仗不行，东京道局势数日一变，没人会给同舟社充裕的时间，让你准备好了才打下一仗。
在部队随时都要准备战斗的情况下，低级、简单，便于指挥，能尽快形成一定战斗力的小营编制，才是徐泽需要的好编制
这种“速成”军队战斗力的天花板必然不高，徐泽也给了他们出路——经过血火考验的乙种营可以升为甲种营。
当然，晋升的条件有很多——根本原因是徐泽暂时没法弄到大量甲胄弓弩装备新编军。
与整编泸南夷丁不一样的一点，是苏州的兵员成分更加复杂。
严格的划分，新编军中，渤海、女直、高丽、奚、汉等各族皆有，辽国惯有的做法是依据种族不同，编成不同的军队。
徐泽当然不可能照搬辽国的落后传统，他的办法简单粗暴——不管兵员的民族成分，全部打散混编。
此时的民族本就是伪概念，所谓“民族”，并不存在极强的自我意识。
不论辽、金，还是后来的蒙元，与大宋作战的主力中，都不乏战斗力极强的汉人。
而辽国征伐女直人的数次大战中，最卖力的不是契丹兵，反而是辽系女直和渤海人——都与生女直人同源。
辽国不乏智者，之所以坚持依据民族编制军队，也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
其统治者契丹贵族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强化国内各种族的独特性，实际就是承认一些偏远部族首领的特权，以此换取他们对朝廷权威的支持，减少维稳压力。
后世的灯塔国也有类似的操作，不同的是，其统治者人为划分国内各种种群，让他们互掐内耗，以此转移本该针对自己的矛盾。
关于这一点，伟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论点最有针对性。
除了极少数高高在上的“大户”“头人”“首领”，无论什么种族，他们中的绝大多人都处在社会底层，都有“活下去”“活出人样”的强烈诉求，他们本就是天然的阶级同盟。
辽国所谓的民族，更多的是一些人依据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居住地不同组成的族群，以对抗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族群竞争，获得相对的安全和生存需要。
徐泽暂时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但在苏州的大户遭受沉重打击无力反抗的局面下，不趁机清除各族在军中的独特性，赋予各族兵士“公平”的竞争机会，还人为划分各族军队，那就真是脑子坏了。
当然，混编肯定有困难，而且还不少，也会使得军队在一定时间内的战斗力提升缓慢，但徐泽最不怕的就是困难。
部分“少数民族”士兵听不懂汉语口令？
去年在泸南整编夷丁时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稍加改进就拿来接着可以用。
在初期肯定会造成一定的不便，但到了后期，这些成功掌握汉语的士兵都会是非常好的苗子——不仅仅是当兵，退役后也一样。
风俗习惯差异很大？
不存在的！
苏州地区的各民族长期杂居，彼此之间的差异本就不是很大。
且身处乱世，先“活下去”，再“活出人样”才是绝大部分人的梦想。
没白面就不能吃米饭？没鱼就不能吃肉？
在“活下去”的考验面前，所谓的风俗习惯重要吗？重要吗？重要吗？
徐泽真正要把握的，无非是三点。
一是把民政建设抓紧不放，以今昔的鲜明对比，让治下辽人自己坚定选择，这点已经初具成效，只看转户入伍的士兵日常表现就知道了。
二是保证军法森严，以严明的纪律约束部队，使其即便面对敌人的箭雨和铁骑，也会在接到命令后，义无反顾的冲锋。
其实，在最初同舟社大军入城当众处罚“自己人”时，就给全城百姓留下了同舟社纪律严明的深刻印象，以后所要做的，只是坚持不懈的灌输、强化和奖惩。
三是给予底层士兵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升渠道，这点徐泽更是早就摸索出一整套的制度和办法。
仅仅是入伍头两天的伍、什长推选，便让辽籍贯士兵明白了军中多的是翻身往上爬的机会，前提是听话、敢拼。
辽籍士卒训练激情高涨，就连日常交流中，说的最多的词也变成了“咱们同舟社”。


第十七章 行州
赵遹走马上任不足半月，便将苏州治理的有模有样。
他废除了军政比例畸形的安复军节度使司相关制度，选贤任能，搭建了更适于民生和战争动员的官府体系。
并提出苏州在一年内自给自足，两年内能供给大军钱粮的工作目标。
赵遹边执行徐泽既定的城市民生改造计划，边主持落实“分田到户”政策。
“分田到户”当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那种，根据徐泽的授意，赵遹将被灭门大户的田产拿出，分给穷苦转户和接受整编的私兵。
大户私兵不是山里跑出来的野猴子，他们也有家有口，而且绝大部分出自贫苦的转户家庭，这些没地的人家，对拥有“自己的”土地都极度渴求。
分田条件只有一个——在同舟社服满五年兵役，即可获得若干土地的永久所有权。
这项政策并不是徐泽占领苏州后临时起意作出的决定。
早在发展高药师为内应后，徐泽就专门安排人手，对苏州土地和人口构成进行深入调查，并与赵遹、朱武等人反复论证后，才最终确定了这套改革方案。
辽国地广人稀，苏州又不是传统的农耕区，农业基础非常薄弱，驻军消耗的粮食主要靠辽阳府转运。
在安复军节度使司军政府的管理下，来苏县和怀化县官府对农业的投入都极低，使得苏州的土地开发度和农田基础建设水平也很低，境内不仅有大片的荒地，现有土地也相当贫瘠。
辽国“转户”等同于大宋的“客户”，与正户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土地，本就一无所有的穷苦百姓，意味着他们都缺乏提高耕作效率的牛、马、犁、耙等生产资料。
“种田”其实是个技术活，专业性并不低，苏州远离中原，又长期不重视农业生产，境内不论渤海、高丽、女直，还是奚、汉等族的农民，种田技能都已经退化，相当低级。
急切想要获得田地的转户，又因青壮子弟到同舟社服兵役，而缺乏壮劳力……
综上所述，“分田到户”的转户是既没生产资料，又缺劳作技术和先进经验，甚至壮劳力也不足的家庭，真要把田地分到各户自主经营，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最初抛出分田政策时，参与议政的高药师是持反对意见的。
高药师很清楚苏州转户们的生存现状，认为的转户们即便分到了田，也未必能养活自己，更不会对出力不讨好的官府心存感激。
直到徐泽解释了这项政策的具体操作，高药师才心悦诚服，对同舟社的未来更增几分信心。
其人立即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劝说”剩余大户们“主动”交出自家已经无力耕种的田地“劳军”。
徐泽没白拿这些人的田地，而是给予大户们以改善其剩余土地水利环境和农庄分红等作为回报。
只是这些毕竟是未来的事，大户们暂时还理解不了徐泽的善意。
赵遹主持的同舟社“分田到户”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官府主导建设若干大农庄——同舟社并不缺乏经营农庄的经验，处于开拓期的海东郡实际上就是集体农庄经营模式。
“分到田”的转户们只拥有账面上的基础田亩数，五年内对“自己的”土地并没有支配权。
官府统一调度人力、牲畜、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在耕种现有土地的基础上，还组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基础建设，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耕地质量，教授推广先进农作技术。
在种田以外，徐泽还要求赵遹通过大农庄制度逐步瓦解苏州农村地区原本的社会关系，建立有辽国特色的改进型共建会组织。
通过这种大规模跨家族协作机制，使新征服地区的百姓迅速适应新官府的管理，建立更加高效的社会管控和动员机制。
第二阶段，五年以后，再将田地分配给转户私有。
分配田地不搞平均主义，子弟参军入庄的转户只拥有少量“基础额度”的田亩数。
官府依据五年时间内的入庄农户劳作表现，及其子弟在军中服役的综合表现，折算成该户人家最终能拿到田亩数量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