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这些状况之后,太宗皇帝颁布诏谕,重申了吕太后所制定的《金布律》,并认可了丹阳将士对不缴纳商税,不服从徭役、兵役,不缴纳农税、口赋的商人,视为蛮夷的做法。
春三月,朝堂三度通过太宗皇帝《车船律》作为吕太后《金布律》、《津关律》的补充条款,并在御史大夫门下新设立水衡都尉,由义安侯田叔担任都尉。
《车船律》规定:商人除了按照《金布律》《津关律》缴纳的商税之外,还要按照运送货物的乘具大小,缴纳行商的税费,标准为每辆马车行走五百里一算,每个船行驶百里一算。
除此之外,水衡都尉将有权力随时查看商籍,并在每年年终,对商人的财产、过去一年的盈利做出核算。
商人过去一年的盈利高于十五万钱,低于三十万钱的,按三十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三十万钱,低于五十万钱的,按照二十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五十万钱,低于七十万钱的,按照十五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七十万钱,低于九十五万钱的,按照十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九十五万钱,低于一百二十万钱的,按照六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一百二十万钱,低于一百八十万钱的,按照四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一百八十万钱的,统一按照三税一,来缴纳商贾税。
商人的行商所得,由水衡都尉按照商贾的货物购买价格、出售价格,以及购买、出售数量来核算,其余人力、损耗等成本,按照当地平贾给出的标准计算。
水衡都尉需要在每年春正月之前,核算出天下商人去年的盈利,以及应该缴纳的商税,商人务必在春三月之前,把应该缴纳的税款上缴当地官府,并由官府转呈长安,不得截留。
发现商人谎报收益,逃税、漏税的,抄没所有财产,完为城旦舂,当地县衙一百石以上的官员处以流放河南(河套)、安东的处罚,郡衙当年的审计课为殿。
在核算出商人去年的行商所得,以及应当缴纳的税款之后,核算内容需要在商人所在的县衙外公示一个月,当地百姓对核算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到当地县衙或郡衙举报,县衙、郡衙务必上报水衡都尉。
如果最终审查结果属实,举报的人按照被举报商人家产一百分之一的比例,赐给奖赏。
太宗皇帝推出的《车船律》,以及修改、完善的吕太后《金布律》《津关律》,被后来的世宗孝文皇帝统一归为了《商税律》,具体的内容被我写到了《货殖列传》当中。
这三条律法,将汉室天下从正武三年开始兴盛起来的商贸稍稍抑制住,让天下的商人愈发变得遵纪守法起来。
尤其是在《车船律》推出按照商籍上的户主,作为税率比例核算标准之后,天下许许多多的大商人,如舒駿的卓氏、程郑氏,荥阳的任氏,洛阳的师氏等,都把财产分散在了家中子侄的手中,成为了一个个资产数百万,每年盈利不超过三十万钱的小家庭。
这样一来,原本呈现出大家族,大宗族雏形的商人家庭,自此成为了一个个小的家庭,很少出现地方豪强势力大,地方的二千石官员不能治理的状况。
文鼎十四年,水衡都尉核算商人收入的模式,也被御史大夫用在了官员收入审核当中,从此时开始,汉家的受贿之风开始逐渐减少。
汉室的官员俸禄虽然不低,但随着汉室百姓愈发富裕,粮价越来越低,官员拿到手的俸米其实越来越不值钱,再加上御史大夫属衙开始严查官员受贿,整肃贪污腐败的败坏风气,官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当时在担任廷尉的张释之,每年能得到朝廷二千一百六十石的麦面作为俸禄,但在御史大夫属衙开始审查官员资产之后,也萌生了告老还乡的意图。
身边的好友问张释之:阁下努力这么多年,才得到了如今九卿的位置,为什么想要告老还乡呢?
张释之说:做了这么多年官,我兄长的资产被我花费的越来越少,如今,兄长要面临水衡都尉的商税核查,我也要面对御史大夫属衙的官员核查,再这样下去,我怕等我在廷尉的位置上老去,兄长的家产就要被我花费的一点都不剩了······
这就是后来张释之留下的典故:久宦没(mò)仲产。
在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太宗皇帝找来了已经从丞相的位置光荣退休的故安侯申屠嘉,问道:难道不让官员贪污,是我做错了吗?
申屠嘉思考了一会儿,说道:陛下愿不愿意到臣的家里去做客?
太宗皇帝不明所以,但碍于申屠嘉的颜面,还是答应了下来。
跟随申屠嘉走进尚冠里的街道,太宗皇帝脸色隐隐带上了一丝骄傲。
身旁的平阳侯曹奇好奇的问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说:尚冠里的功侯贵勋,都把家里的门面布置的威武不凡,这说明我没有辜负高皇帝的重托,把功侯贵勋都照顾的不错吧?
曹奇想要出言反驳,却不知说些什么。
一旁的申屠嘉也只是默默不语,只带着太宗皇帝徒步走向自己家的宅子。
走到故安侯府面前,太宗皇帝的面色顿时僵硬了下来。
在尚冠里,太宗皇帝看见功侯勋贵的家门口,无一不是用两头石狮装点门面,大门也都是用红色的漆刷的亮堂堂的,十分的富贵奢华。
但申屠嘉的宅子看上去却没有任何壮士,门也是用普通的木板做成,上面既没有漆,也没有明黄色的铁定作为装点。
申屠嘉的妻儿都来到了门外迎接,身上的衣服也都只是普通的布衣,并没有锦缎、齐纨的踪影。
除了申屠嘉的妻儿,门内也只有一个老管家,两个小门房跪地迎接,并没有像其他的功侯家里那样奴仆数百,子侄满堂的状况。
太宗皇帝顿时感到羞愧不已,说道:我对故安侯的照顾,实在是辜负了太祖高皇帝的交代,还请故安侯开口,需要什么,我这就叫人从少府去取,故安侯家的宅子,我也叫宫里的人来修。
听到太宗皇帝的这番话语,申屠嘉笑着露出了嘴里已经没剩几颗的牙齿,说道:臣家里什么都不缺,还请陛下入内,简单地吃一顿饭吧。
太宗皇帝满怀羞愧的进入故安侯府,没过一会儿,申屠嘉的妻子便拿上来了两碗亲手做的汤面,申屠嘉对太宗皇帝稍一拜,就自顾自吃了起来。
把汤面吃完,申屠嘉舒服的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见太宗皇帝面色郁结,眼前的汤面也没有吃下,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申屠嘉说:臣原本只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幸好有太祖高皇帝兴起仁义的军队,臣又侥幸进入到了高皇帝的军队中,才有一口饭吃。
后来,臣侥幸立下了一点点功勋,太祖高皇帝就把臣任命为队率,成为了五百个军卒的首官,对太祖高皇帝,臣是满怀感恩的。
再后来,孝惠皇帝把臣任命为了淮阳郡的郡守,陛下又不吝啬的捡拔了臣,封臣为侯,又让臣做了管理关中的内史,直到如今,臣已经从丞相的位置上荣退。
在年轻的时候,臣并没有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幻想,只想着每五天,能吃一顿饱饱的粟米饭。
说到这里,申屠嘉笑着看了看太宗皇帝面前的汤面,说道:现如今,臣已经能每顿饭都吃饱,而且吃的,都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宿麦面。
做人,需要的其实就是吃饱穿暖,有事可以做,等老了有儿孙绕膝,颐养天年。
陛下觉得,臣如今的日子,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吗?
听到申屠嘉这一番话语,太宗皇帝感动的流下了泪水,起身对申屠嘉深深一拜,旋即起身离去。
次日,太宗皇帝颁布诏谕:改善官员俸禄制度:
原本的中二千石改为六千石;
真二千石改为五千石;
二千石改为四千石;
比二千石改为三千石;
千石改为二千石;
比千石改为一千五百石;
六百石改为千石。
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再次重申:汉官威仪不容玷污,必须完全杜绝官吏之间的贪污腐败行为,违反者,一律由廷尉查处。
番外:《新史记·太宗本纪》(后元)终章
文鼎十五年,已经逃到呼揭山的匈奴单于庭发生政变,军臣被异母胞弟伊稚邪刺杀,自号单于,也就是后来的伊稚邪单于。 得知匈奴发生了单于的兄弟刺杀单于的状况,太宗皇帝遣使斥责,并派安北都护府都督何未央西进,讨伐伊稚邪。 夏四月,安北都护府发骑兵十万,从姑且水西出草原,逼近了呼揭山。 无可奈何之下,伊稚邪单于带着仅剩的部众和牧畜,进入了后来的西域。 在此次战斗中,曾经因为罪恶被废黜爵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朝堂百官提议给周亚夫加官进爵,太宗皇帝思考了很久,还是没有答应。 周勃原本是开国功侯,被太祖高皇帝封为绛侯,却在吕太后驾崩的时候在长安作乱,太宗皇帝好几次都饶恕了周勃,但周勃依旧死性不改,最终在家引咎自尽。 太宗皇帝认为,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肯定和周勃一样,脑后有反骨,所以一直压制着周亚夫的官职。 后来发生的事也说明,太宗皇帝的预测十分准确。 文鼎十六年,太子妃剩下皇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孝宣皇帝,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并亲自给皇长孙起名:彘。 皇长孙出生时,太子已经二十六岁了,太宗皇帝对朝臣百官说:男子没有年过二十还长不大的,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在皇位上坐了八年,如今太子加冠成人已经过了六年,应该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了。 于是下令太子监国,朝中所有的大小事务由太子处置,遇到重大的事情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由太子请示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劳苦一生,直到这时才过上了轻松地生活,每天都抱着皇长孙在长安城内戏耍。 文鼎十七年,太宗皇帝第三次开科取士,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监国的太子操办。 这一次考举中,总共有超过十五万的士子参加,其中通过第一轮、第二轮考试的几万人,基本都被新设立的水衡都尉任用为官吏。 文鼎十八年,南越王赵佗突然病逝,王孙赵胡继为南越王,并上表长安,请求长安认可。 监国太子得到消息,在请示太宗皇帝之后回复赵胡:从高皇帝鼎立汉室以来,诸侯王就从来没有不朝觐长安的道理,之前赵佗年事太高,车马不便,现如今,赵胡却再也没有不朝长安的道理了。 春二月,南越王孙赵胡从南越国都番禺城启程,在夏六月抵达长安。 赵胡朝觐长安的同时,将跟随赵佗前往岭南的前秦将士遗骸也带了回来,太宗皇帝亲自主持了接待,并按照国葬的礼仪,把这些遗骸葬在了骊山脚下。 之后赵胡奉上了南越疆域的详细地图,朝堂百官便提议,为死去的赵佗盖棺定论。 太宗皇帝苦思许久,最终说道:南越王赵佗,奉先秦始皇帝的命令征服南越,对于诸夏的功劳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王赵佗以武立身,以武立命,以武为诸夏开疆拓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于是朝中百官共议,谥赵佗为南越武王,太宗皇帝赐下黄肠题奏、金缕玉衣各一,太后也赐下了不少冥器。 文鼎十九年,南越内附,太宗皇帝封南越王孙赵胡为余水侯。 文鼎二十年,闽越、东越内附,太宗皇帝就让梁文王刘恒的第三个儿子刘参去岭南为王,以原本南越的国土为封土,以原本的南越国都番禺为王都,号越王。 文鼎二十一年,龙首渠、六辅渠、白渠,以及汉中地区的褒斜道基本完工,由御史大夫贾谊主持的郑国渠拓宽、清理、另开支流的工程也终于结束。 经过这次拓宽之后,郑国渠和行开拓的支流能灌溉的田亩多出了上万万亩,汇集关中百余万户家庭,再加上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水利设施,关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具备了种植水稻的条件。 褒斜道的完工,则是让关中的汉中地区与蜀郡之间的交通变得畅通了起来,蜀地的名产如蜀锦、玉石等物品,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天下其他地方的商品也开始进入蜀郡。 在确定郑国渠的工程没有出现纰漏之后,太宗皇帝召集百官共议,最终决定敕封主持此次工程的御史大夫贾谊彻侯之爵,封土为贾谊的故乡洛阳城附近的平阴县,食邑一千户。 文鼎二十二年,丞相郦寄的任期满,从丞相的位置上光荣退休,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荣誉。 冬十二月,拜御史大夫贾谊为丞相,尚书令晁错为御史大夫,已经成为大农的公孙弘为尚书令。 文鼎二十三年,太宗皇帝颁布册立诏书:以皇长孙刘彘为太孙,改名为彻。 这时,皇长孙才六岁。 世宗皇帝是在六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孝宣皇帝更是在六岁的时候被册立为太孙,再加上孝怀皇帝也同样是在六岁被册立为太子,八岁登基,如此三次下来,皇长子年满六岁册立为储君的规则,也成为汉室的传统。 直到三十年后,年刚三十六的孝宣皇帝病逝时,太子已经早于孝宣皇帝死去,孝宣皇帝没有别的子嗣,孝文皇帝的其他子嗣也都已经失去,卫太后就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则,把太宗皇帝的次子刘弗陵召入了长安。 那时,蒙王刘弗陵已经年近六十,得知卫太后想要让自己入继大统,刘弗陵惶恐的说道:我已经是个即将死去的老人,如果染指神圣,恐怕会辜负太祖高皇帝的江山。 于是卫太后下令,由蒙王刘弗陵的嫡长子刘婴入继大统,是为孝昭皇帝。 在蒙王刘弗陵死去之后,孝昭皇帝追尊生父刘弗陵为孝烈皇帝,奉孝文皇帝刘贺为亲父,为孝文皇帝建世宗庙;并奉孝宣皇帝刘彻为长兄。 文鼎二十四年,孝惠皇帝的第五个儿子赵王刘太薨,太宗皇帝哀痛不能自已。 朝臣百官通过商议,最终向太宗皇帝汇报: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无过,好民治。 于是,将刘太谥为赵戴王,并将赵国的土地分为九部分,将刘太的十四个儿子其中八人封为诸侯王,将赵国的一半土地化为郡县。 文鼎二十五年,楚王刘戊病逝,原本应该有长子继承王位,并由其他几个儿子裂土为王,但在刘戊死后,有人举报刘戊生前又不符合伦理的举动,太宗皇帝闻之大怒,令人彻查,发现确实如此后,下令废黜楚国的宗庙,并将刘戊的所有儿子处死。 文鼎二十六年,故安侯申屠嘉病逝,太宗皇帝派丞相贾谊代为吊喧,并追尊申屠嘉为太师。 文鼎二十七年秋六月,太宗皇帝病重,于是招来了丞相贾谊、御史大夫公孙弘、尚书令晁错,并叫来了记录遗诏的史官,还将监国太子和太孙叫到了身边。 在遗诏中,太宗皇帝写道:我在十岁的年纪,就接过了孝怀皇帝肩上的重担,做天下数千万百姓的牧治者,在过去这四十多年中,我实在是诚惶诚恐,生怕哪里做的不好,会有损先祖父太祖高皇帝、先皇考孝惠皇帝、先兄孝怀皇帝的遗德,败坏了汉家的江山; 幸好有无数勇敢的将士在北方挥洒血汗,有许多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在朝中运筹帷幄,辅佐我治理天下的百姓,抵御外族的入侵,才让我侥幸没有孤独历代先皇的重托,没有让天下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差。 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天下人代自己受过,天下任何地方出现的罪过,责任都在我帝王身上;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人,天下百姓在过去几十年省吃俭用,用剩下来的一枚枚铜钱,堆出了我汉家在草原的一次次胜利。 穷兵黩武是我的错,获得的武勋,则全都是天下人的功劳。 在过去四十几年当中,我让以前的少府,现在的民工部凭借粮食专卖、盐铁专卖积攒了许多钱财,实际上并非是我贪图享受,实在是心疼天下百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所以希望能为天下百姓减轻一些负担。 现如今,我已经要离开人世,到九泉下面见历代先皇,所以做出几个交代,如果有什么过错的地方,希望天下百姓能看在我多年勤政,没有犯什么大错的份儿上,不要记恨我。 ——我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劳,死后的丧葬事务一切都从简安排,朝臣百官、功侯武勋、宗亲诸侯最多只能哭灵三天,寻常的百姓只能哭七天。 ——我的墓葬中,不允许放入任何金、玉、珠等贵重的随葬品,只需要一些竹简、木渎,和一些陶俑陪葬就可以了。 ——我死去之后,以太子刘贺继承皇帝的位置,皇太孙刘彻为太子。 史官将遗诏写好,交给太宗皇帝过目、用印之后,遗诏被叫到了丞相贾谊的手中,太宗皇帝则将太子、太孙、皇后留在了身边。 文鼎二十七年秋七月乙亥日,太宗皇帝在未央宫驾崩。 当日晚,太子刘贺在朝臣百官的陪同下在未央宫继位,接受了百官的朝拜纳诚。 次日清晨,孝文皇帝刘贺颁布诏谕:尊皇后何氏为太后,册立太子妃李氏为皇后,皇太孙刘彘为太子。 秋七月壬午,太宗皇帝被下葬霸陵。 秋八月,掌控细柳营的周亚夫突然在长安周围调动兵马,孝文皇帝大惊,长安又没有可用的将领,孝文皇帝于是请出了已经赋闲在家的祖父何广粟。 早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前,太宗皇帝就已经对周亚夫有所防备,所以已经提前给何广粟做下了交代。 得到孝文皇帝的指示,何广粟便带着孝文皇帝的符、节,以及太宗皇帝御赐的宝剑,来到了霸陵以西的山林间。 次日,何广粟率领孝康陵卫,也就是之前的材官都尉,镇压了周亚夫的叛乱。 秋九月,周亚夫在诏狱饿死,孝文皇帝命令太常,在功侯薄中去掉条侯,并明言:从今往后,只要是姓周的人,就不得为百石以上的官员。 次年冬十月,孝文皇帝改元元年,年号永昌。 下令大赦天下,并赐天下为人父者爵位一级,酒肉各十斤,并出内库钱,收容天下死于国家事务的英烈后代。 永昌元年冬十一月,孝文皇帝颁布诏谕,彻底取消了汉室的农业税,将口赋从三人一算降到了六人一算,每人二十钱,并承诺永不加赋。 而汉室的丞相位置,则是在孝文皇帝永昌七年,贾谊荣退之后由晁错接手,到孝文皇帝驾崩后的孝宣皇帝五年,晁错荣退,又公孙弘接手。 在公孙弘之后,汉室彻底取消了丞相制度,原有的三公九卿制,也按照太宗皇帝先前交代的三星六部制所取代。 在我看来,太宗皇帝为人亲和,仁慈,与人宽厚,却又不失王者的霸气,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 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太宗皇帝早年受法家、墨家的荼毒太深,从而导致了对儒家的很大成见。 不过好在太宗皇帝并不是一个仅凭喜好的人,对于贾谊、汲黯、颜异这样真正的君子,太宗皇帝也总是能任用,看人用人的水平,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优秀了。 太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对于汉室的强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除了将北方的匈奴人驱逐到西域一带,为后来将匈奴驱逐到大宛以西打下基础之外,对于民政民生的贡献也是十分卓著。 在个人道德方面,太宗皇帝尤其注重孝道,也总是以孝道教导太子、太孙,这对于汉室后来始终坚持不懈的以‘孝道治国’为国策,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太宗皇帝也严格按照立嫡立长的规则,很早的就立下太子、太孙,让国家很早就安定了下来,而不是被夺嫡的事搅的暗流涌动。 对于有功的将士,太宗皇帝也不吝啬赏赐,对阵亡将士的家属,更是穷尽一切的补偿,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君王典范应该做的事。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太宗皇帝对于外戚太过放纵,让何广粟、何未央,以及秦牧这样凭武勋幸贵的外戚太过于嚣扬跋扈,败坏了功侯贵勋之间的淳朴风气。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何氏外戚,孝文皇帝才能顺利击溃逆贼周亚夫的阴谋,在未央宫继位,在孝文皇帝登基之后,何氏外戚也做了不少好事,家风也比以前内敛厚重了许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太宗皇帝真的是明见万里,连何氏外戚后来的变化,都没有逃过太宗皇帝的预料。 完本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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