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 (中丞佐吏)

　　做了错事，得了因果，足矣。
　　真正关键的，还是儒家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主要是鲁儒一脉，对‘中坚力量’道德败坏做出的反应。
　　——没错，在后世百度百科中，被标记为‘黄老大家’的陆贾，实际上却是出身鲁地，被荀子教授《礼记》的门徒，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鲁儒！
　　从浮丘伯的举动和言辞当中，刘弘也大概看出了端倪。
　　将陆贾‘逐出师门’，这算是整个封建历史上，儒家在面对内部问题时的本能反应，以及保留节目了——断尾求生。
　　而浮丘伯所说的‘另选才俊以传《礼》’，却是让刘弘闻出了一丝熟悉的味道。
　　陆贾，是必须死的；鲁儒，刘弘也是必须要打压的，但亲手炮制《礼》学绝传，却是刘弘无论如何也不敢的。
　　——服章之美为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
　　哪怕把整个儒家都清除出华夏学术、思想界，刘弘都不可能将华夏文明最关键的《礼》给剔除。
　　那自然，《礼》学的传承，也就成为了刘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浮丘伯说学的《诗》，亦或是张苍所学的《春秋》所不同，荀子在给弟子传授儒家五经之时，将其中的《礼》只传给了陆贾一人。
　　如今，陆贾即将‘社会性死亡’，那《礼》的传人，自然是要另选才俊。
　　若是按过去的惯例，以及汉室民间对书籍敝帚自珍的态度，类似这种学术学说的传承，都是按照师徒关系传递。
　　如今年过花甲的陆贾，自然也是早就选定了继承衣钵的嫡子，以作为自己百年之后，传承《礼》学的传人。
　　但如今，陆贾却因为道德问题，失去了最注重道德的《礼记》传承权，那按照‘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的内在逻辑，凡是接受过陆贾教授过的学子，都默认失去了传承资格。
　　通俗来说，就是儒家五经当中的《礼》学，在陆贾这一代断了传延！
　　这件事，该如何解决呢？
　　陆贾及其徒子徒孙所组成的‘《礼》学正宗’失去传延资格，刘弘虽然贵为皇帝，却也不好把手伸到儒家内部的传承之事上去。
　　那此时顺理成章的，就落入了儒家头上。
　　——对《礼记》一脉的传承，应该让儒家内部自己商量，该如何传承、延续。
　　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出在这里！
　　作为荀子的首席弟子，理论上在儒家享有绝对话语权的浮丘伯，却将这个决定权扔到了刘弘面前！
　　可千万别说浮丘伯是深明大义，亦或是羞愧而为——对于学说的传承，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允许任何外人插手！
　　更何况此事涉及的，是被儒家尊为‘先圣’的孔子所著五经之一！
　　别说刘弘的皇帝了，哪怕刘弘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儒家弟子’，那也无法影响到此事的定论！
　　既然刘弘本身就无法决定此事，那原本‘有权力’决定此事的浮丘伯，为何还要把这个决定权交出来？
　　稍一思虑，刘弘便无奈的摇了摇头。
　　“不愧是儒家啊···”
　　“外战外行，内斗内行···”
　　答案只有一个。
　　——作为如今儒家的代表人物，以及绝对意义上的领袖级人物，就连浮丘伯本人，都无法决定此事！
　　从这便不难看出，儒家学说在传延到荀子那一代，并在下一代，及浮丘伯、陆贾、张苍这一代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以学说流派、地域为参考的内部分裂！
　　而作为齐-《诗》流派的掌控者，浮丘伯并不具备影响对鲁-《礼》流派内部的能力。
　　说白了，就是刘弘找错了人，错把浮丘伯，当成了鲁儒一脉的大boss。
　　这种状况，显然是刘弘先前所未料到的。
　　但单轮此事当中，刘弘的个人诉求而言，这个意外状况，并没有造成什么阻碍。
　　——浮丘伯说了不算，那就找鲁儒一脉的话事人咯~
　　刚好通过此事，刘弘也能得到鲁儒一脉的第一手资料，以及鲁儒一脉在这个时间点的现状。


第0350章 鲁人之吝
　　以‘免陆贾太中大夫之职，罢官告老’，作为对此次事件的最终处置方案，刘弘便草草结束了这场特殊至极的廷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陆贾出使南越一事所引发的政治、学术余波，会自此打住。
　　——对浮丘伯‘另择才俊以继《礼》’的请求，刘弘也给出了答复：着奉常有司遣使往鲁地，以此事相问于鲁地大儒：申培！
　　作为楚元王刘交的同门师弟，这位曾在历史上为武帝刘彻所敬重的大儒，此时还尚未成为受天下人敬重的‘鲁申公’。
　　单就此事而言，刘弘以鲁儒一脉安身立命的《礼》学传承问题，相问于专精《诗》的申培，其实也有些不合适。
　　盖因汉室初，准确意义上的‘鲁儒’，指的并非是居住在鲁地的儒生，而是受鲁地文化圈的影响，对《周礼》有一定研究，行为举止符合‘鲁-《礼》’流派特征的儒生。
　　这个流派的特征，主要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点。
　　拿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图炮来说，就是‘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俭啬，畏罪远邪，好贾趋利’。
　　意思就是说，鲁地民风多尚儒风，很注重礼仪，百姓大都小心谨慎，比较节俭吝啬，害怕犯罪，比较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
　　而‘鲁儒’作为鲁地最具鲜明特征的儒家分支，其特性，更是在太史公对鲁地百姓的评价基础上，将某些部分做到了极致。
　　太史公的眼中，鲁人事‘注重礼仪’，而鲁儒，则是全靠一本《周礼》安身立命，甚至以此作为剥削底层百姓的理论依据！
　　——上下尊卑，秩序纲常嘛！
　　鲁人大都‘节俭吝啬’，而鲁儒，却都称得上是‘一毛不拔’！
　　为了能从百姓手里多抠出一枚铜钱，鲁儒甚至会不惜搬出圣人大义，来作为自己‘收敛民财’的理论依据！
　　至于鲁人‘喜欢行商逐利’，在鲁儒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鲁儒不单是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而是一切能获取利益的事，鲁儒都能做得出来！
　　就拿如今天下，地主富户对佃户的租税来说，关中渭河以南，普遍维持在四成，渭河以北三成。
　　少府将上林苑的官田租给破产农民，地租虽然也是三成，但刘氏天子动辄‘大赦’‘免税’‘去赋’的情况下，在上林苑租种官田的佃户，一年到头基本不用花租税。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上林苑的佃户一年到头下来，甚至会发现自己得到的赏赐，比交上去的租税还要多！
　　也正是在这种低到‘倒贴钱’的租税下，上林苑才能以不过数十万顷的面积，就成为汉室阶级平衡的调节阀。
　　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农民破产之后，只要带着户渎等身份证明，到地方官府登记，表明自己希望租种上林苑的皇家官田，只要在后续的政审中，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那就大概率能租到一片60-80亩大小的官田。
　　搬到上林苑之后，但凡这个破产的农民手脚勤奋些，把田亩看顾的好一些，就能凭借几乎为零的租税，以及刘氏天子三天两头发下来的‘赏赐’，在五到十年之内，攒下足够置办几十亩薄田的积蓄。
　　就这样，原本毫无逆转可能的‘自耕农-半自耕半佃农-佃农-奴隶’的恶性循环，就被上林苑给强行逆转。
　　原本会成为佃农，并随着利滚利的欠款最终轮为奴隶的一个家庭，便能在五到十年之内，重新回到半自耕-半佃农阶级。
　　若是再本分一些，那重新成为自耕农，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关中其他地方的状况，对百姓虽然没有上林苑那么友好，但总体来讲，也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哪怕是在租税高达四成的渭北地区，地主也会对家中的佃农履行一定的看顾职责，包括代缴税赋、徭役，逢年过节送些酒肉布匹，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等。
　　在土地相对肥沃的渭水以南，佃农和自耕农的年收入，更是几乎没差太多。
　　一户自耕农种地百亩，得米三百石，其中要拿出二十石作为农税。
　　按照一户五口计算，每年六百钱的口赋，那就又是将近八石粟米。
　　再加上家中的壮劳力被征发徭役，而对田亩产出造成的间接影响，又是一比不小的损失。
　　综合来讲，一个五口人所组成的自耕农家庭，在有田百亩、亩产三石的条件下，一年到头所能得到的产出，大概就在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石粟米之间。
　　而渭水以南的佃农，每年产出粟米三百石，只需要按三成的租税，将其中九十石交给地主即刻！
　　其余的税赋、徭役等等，都由地主承担。
　　——税赋部分，地主大都会替佃农缴纳，至于徭役，地主更是会十分仁慈的派自己家中私奴，替佃农服徭役。
　　将奴隶派去服徭役，地主就能省下一笔不菲的‘伙食费’，还能按照‘每人每天五钱’的标准，得到一笔聊胜于无的徭役苦工费。
　　而佃农得了好处，自也是对地主老爷感恩戴德，转头去安心种田，恨不能日夜守在田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