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胡同里,只有祁老人和瑞宣常到钱家来,知道一些钱家的“秘密”。其实,钱家并没有什么秘密。祁老人心中很明白这个,但是不愿对别人说。这样,他就仿佛有一种替钱家保守秘密的责任似的,而增高了自己的身分。
钱家的院子不大,而满种着花。祁老人的花苗花种就有许多是由这里得来的。钱老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钱老先生是个诗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他的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他也不出一声。他的大少爷在中学教几点钟书,在趣味上也颇有父风。二少爷是这一家中最没有诗意的,他开驶汽车。钱老先生决不反对儿子去开汽车,而只不喜闻儿子身上的汽油味;因此,二少爷不大回家来,虽然并没有因汽油味和父亲犯了什么意见。至于钱家的妇女,她们并不是因为男子专制而不出大门,而倒是为了服装太旧,自惭形秽。钱先生与儿子绝对不是肯压迫任何人的人,可是他们的金钱能力与生活的趣味使他们毫不注意到服装上来,于是家中的妇女也就只好深藏简出的不出去多暴露自己的缺陷。
在祁老人与钱先生的交往中,祁老人老来看钱先生,而钱先生绝对不到祁家去。假若祁老人带来一瓶酒,送给钱先生,钱先生必定马上派儿子送来比一瓶酒贵着两三倍的一些礼物;他永远不白受人家的东西。他的手中永远没有宽裕过,因为他永远不算账,不记账。有钱他就花掉,没钱他会愣着想诗。他的大少爷也有这样的脾气。他宁可多在家中练习几点钟的画,而不肯去多教几点钟的书,增加一点收入。
论性格,论学识,论趣味,祁老人都没有和钱先生成为好友的可能。可是,他们居然成了好朋友。在祁老人呢,他,第一,需要个年老的朋友,好有个地方去播放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第二,他佩服钱老人的学问和人品。在钱先生呢,他一辈子不肯去巴结任何人,但是有愿与他来往的,他就不便拒绝。他非常的清高,可并没有看不起人的恶习气。假若有人愿意来看他,他是个顶和蔼可亲的人。
虽然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矮个子,相当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那么厚厚敦敦的可爱。圆脸,大眼睛,常好把眼闭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他和祁老人谈诗,谈字画,祁老人不懂。祁老人对他讲重孙子怎么又出了麻疹,二孙媳怎么又改烫了飞机头,钱先生不感趣味。但是,两个人好象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钱默吟教祁老人看画,祁老人便点头夸好。祁老人报告家中的琐事,默吟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词以答,他也会闭上眼,连连的点头。到最后,两个人的谈话必然的移转到养花草上来,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也都感到难得的愉快。虽然祁老人对石榴树的趣味是在多结几个大石榴,而钱先生是在看花的红艳与石榴的美丽,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磋磨的必要的。
畅谈了花草以后,钱先生往往留祁老人吃顿简单的饭,而钱家的妇女也就可以借着机会来和老人谈谈家长里短——这时节,连钱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在生活中除了作诗作画,也还有油盐酱醋这些问题的。
瑞宣有时候陪着祖父来上钱家串门儿,有时候也独自来。当他独自来的时候,十之八九是和太太或别人闹了脾气。他是个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人,所以虽然偶尔的动了怒,他也不愿大喊大叫的胡闹。他会一声不响的溜到钱家去,和钱家父子谈一谈与家事国事距离很远的事情,便把胸中的恶气散尽。
在钱家而外,祁老人也喜欢钱家对门,门牌二号的李家。在全胡同里,只有李家的老人与祁老太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人矮着不到一寸——这并不是李四爷的身子比祁老人的短这么些,而是他的背更弯了一点。他的职业的标志是在他的脖子上的一个很大的肉包。在二三十年前,北平有不少这种脖子上有肉包的人。他们自成一行,专给人们搬家。人家要有贵重的东西,象大磁瓶,座钟,和楠木或花梨的木器,他们便把它们捆扎好,用一块窄木板垫在脖子上,而把它们扛了走。他们走得要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作“窝脖儿的”。
自从有板子车以后,这行的人就渐渐的把“窝”变成了“拉”,而年轻的虽然还吃这一行的饭,脖子上可没有那个肉包了。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尽管他脖子有肉包,而背也被压得老早就有点弯。现在,他的年纪已与祁老人不相上下,可是长脸上还没有多少皱纹,眼睛还不花,一笑的时候,他的眼与牙都放出光来,使人还能看出一点他年轻时的漂亮。
二号的院子里住着三家人,房子可是李四爷的。祁老人的喜欢李四爷,倒不是因为李四爷不是个无产无业的游民,而是因为李四爷的为人好。在他的职业上,他永远极尽心,而且要钱特别克己;有时候他给穷邻居搬家,便只要个饭钱,而不提工资。在职业以外,特别是在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的给大家服务。例如:地方上有了兵变或兵灾,他总是冒险的顶着枪子儿去到大街上探听消息,而后回来报告给大家应当怎样准备。城门要关闭了,他便在大槐树下喊两声:“要关城了!赶紧预备点粮食呀!”及至灾难过去,城门又开了,他便又去喊:“太平没事啦,放心吧!”祁老人虽然以这一带的老人星自居,可是从给大家服务上来说,他自愧不如李四爷。所以,从年纪上和从品德上说,他没法不尊敬李四爷。虽然李家的少爷也是“窝脖儿的”,虽然李家院子是个又脏又乱的小杂院。两个老人若在大槐树下相遇而立定了,两家的晚辈便必定赶快的拿出凳子来,因为他们晓得两个老人的谈话多数是由五六十年前说起,而至少须花费一两钟头的。李四爷的紧邻四号,和祁老人的紧邻六号都也是小杂院。四号住着剃头匠孙七夫妇;马老寡妇与她的外孙子,外孙以沿街去叫:“转盘的话匣子”为业;和拉洋车的小崔——除了拉车,还常打他的老婆。六号也是杂院,而人们的职业较比四号的略高一级:北房里住着丁约翰,信基督教,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府”作摆台的。北耳房住着棚匠刘师傅夫妇,刘师傅在给人家搭棚而外,还会练拳和耍“狮子”。东屋住着小文夫妇,都会唱戏,表面上是玩票,而暗中拿“黑杵”①。
对四号与六号的人们,祁老人永远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有事就量力相助,无事便各不相扰。李四爷可就不然了,他对谁都愿意帮忙,不但四号与六号的人们都是他的朋友,就连七号——祁老人所不喜欢的大杂院——也常常的受到他的协助。不过,连这样,李四爷还时常遭受李四妈的指摘与责骂。李四妈,满头白发,一对大近视眼,几乎没有一天不骂那个“老东西”的。她的责骂,多数是她以为李四爷对朋友们还没有尽心尽力的帮忙,而这种责骂也便成为李四爷的见义勇为的一种督促。全胡同里的孩子,不管长得多么丑,身上有多么脏臭,都是李四妈的“宝贝儿”。对于成年人,李四妈虽然不好意思叫出来,而心中以为他们和她们都应该是她的“大宝贝儿”。她的眼看不清谁丑谁俊,她的心也不辨贫富老幼;她以为一切苦人都可怜可爱,都需要他们老夫妇的帮忙。因此,胡同里的人有时候对祁老人不能不敬而远之,而对李老夫妇便永远热诚的爱戴;他们有什么委屈都去向李四妈陈诉,李四妈便马上督促李四爷去帮忙,而且李四妈的同情的眼泪是既真诚而又丰富的。
夹在钱家与祁家中间的三号是祁老人的眼中钉。在祁家的房还没有翻修以前,三号是小羊圈里最体面的房。就是在祁家院子重修以后,论格局也还不及三号的款式象样。第一,三号门外,在老槐下面有一座影壁,粉刷得黑是黑,白是白,中间油好了二尺见方的大红福字。祁家门外,就没有影壁,全胡同里的人家都没有影壁!第二,论门楼,三号的是清水脊,而祁家的是花墙子。第三,三号是整整齐齐的四合房,院子里方砖墁地。第四,三号每到夏天,院中必由六号的刘师傅给搭起新席子的凉棚,而祁家的阴凉儿只仗着两株树影儿不大的枣树供给。祁老人没法不嫉妒!
论生活方式,祁老人更感到精神上的压迫与反感。三号的主人,冠晓荷,有两位太太,而二太太是唱奉天大鼓的,曾经红过一时的,尤桐芳。冠先生已经五十多岁,和祁天佑的年纪仿上仿下,可是看起来还象三十多岁的人,而且比三十多岁的人还漂亮。冠先生每天必定刮脸,十天准理一次发,白头发有一根拔一根。他的衣服,无论是中服还是西装,都尽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顶好,也要做得最时样最合适。小个子,小长脸,小手小脚,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小,而都长得匀称。匀称的五官四肢,加上美妙的身段,和最款式的服装,他颇象一个华丽光滑的玻璃珠儿。他的人虽小,而气派很大,平日交结的都是名士与贵人。家里用着一个厨子,一个顶懂得规矩的男仆,和一个老穿缎子鞋的小老妈。一来客,他总是派人到便宜坊去叫挂炉烧鸭,到老宝丰去叫远年竹叶青。打牌,讲究起码四十八圈,而且饭前饭后要唱鼓书与二簧。对有点身分的街坊四邻,他相当的客气,可是除了照例的婚丧礼吊而外,并没有密切的交往。至于对李四爷,刘师傅,剃头的孙七,和小崔什么的,他便只看到他们的职业,而绝不拿他们当作人看。“老刘,明天来拆天棚啊!”“四爷,下半天到东城给我取件东西来,别误了!”“小崔,你要是跑得这么慢,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听见没有?”对他们,他永远是这样的下简单而有权威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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