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银刀驸马)

“我自知来日不多，死在旦夕，少荃正如丽日中天，方兴未艾，前途极宜珍重，我有几句心腹话要对少荃说。”曾国藩神情凝重地对凛然端坐的学生说道，“湘淮军自创建以来，平长毛灭捻寇，杀人不计其数，仇敌遍于天下，这自然不消说了。还有一层，不知少荃可曾注意到，湘淮军之所以取胜得功，乃因破除祖宗成法、世俗习见之故。”

“学生知道。”李鸿章点头道，“我朝兵权握在中枢，从不下移。过去川楚白莲教造反，各地建起团练，参与镇反，然事毕团练即全部解散。湘淮军一反成例，为平定长毛捻寇之主力。长毛平后，恩师遵成法，湘勇陆师撤去十之八九，但水师仍大体保留，并转为经制之师。捻寇平后，淮军撤去不过十之二三罢了。这些都与世俗成法大不相合。”

“不错！还是你见事明白。”对李鸿章的回答，曾国藩十分满意。

“湘淮军不反世俗成法，则不可成事；湘淮军一反成法，则又贻下无穷后患。有人说，将启唐之藩镇、晋之八王之先声，非危言耸听，实见微知著也。我生性顾虑甚多，慑于各种压力，同治三年江宁收复后，强行大撤湘军，虽一时免去了不少口舌，但终究缺乏远见，后之捻乱幸赖少荃淮军以成大功。少荃气度恢廓，近年来不但不撤淮军。反而大量用洋枪洋炮装备，成为当今天下第一劲旅。对于此事，朝野议论颇多，甚至有人以董卓、曹操视之，疑有非常之举。”

说到这里，曾国藩又端起茶杯喝水，并注意看了下李鸿章的反应。只见他神态自若，并不因世有董、曹之讥而动容。

“这就是李少荃，他到底与我大不相同。”曾国藩心中叹道：

“这当然是无识者浅见。”曾国藩接下去道，“当今内乱虽平，外患不已，大清江山时有被蹂躏之虞，八旗、绿营不能作依靠，前事已见，保皇太后皇上圣安，卫神州华夏之固，日后全仗少荃之淮军。另外，维护我湘淮军十多年来破世俗成法之成果，亦只有指望有强大之淮军存在。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句紧要处，今后不管有多大的风波兴起，淮军只可加强而不可削弱，这点决不能动摇。”

“请恩师放心，只要学生一息尚存，定当凛遵谨守不渝！”李鸿章语气坚定地表示。他有保君卫国的强烈神圣使命感，亦有维护湘淮军破除世俗成法战果的深远认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乱世之中手里的刀把子不能松！这是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曾国藩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用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帐话了！

“长毛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捻乱又起；捻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国藩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鸿章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国藩叹息道，“只是我怕是挺不到他回来了……”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鸿章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国藩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少荃，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少荃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之世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与少荃说的第二句。”

说到人才，李鸿章一向最服曾国藩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学生阅历有限，又常诸务缠身，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学生心中有数？”

曾国藩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

“学生谨记。”李鸿章道。

“少荃想要知道哪些人？”曾国藩喝了一口茶，问道。

“恩师觉得，左季高如何？”李鸿章想了想，问道。

“左季高此人，勤劳多谋，才华出众，颇有将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不能容人，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不过我一直以为，他算是我大清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

李鸿章道：“学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参掉你的巡抚！”

“这便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种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左季高的骂人功夫可谓登峰造极，言官所不及也。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咸丰七年，我因父丧离营，其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士林舆情一时皆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其乃罪我欺君，时至今日，此心仍不免耿耿。”

————分割线————

求收藏！求推荐！

第一百四十四章 四项全能？

李鸿章当然知道恩师说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叹息起来。

自咸丰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咸丰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临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曾国藩的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还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