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豪杰去抗日 (沃土456)

这时候的县政训处服务员可以拿着新县政府开的介绍信，大大方方地分别到城关和四乡的民团中去担任政治指导员。民团的头头们这时候明白了县政府和政训处的关系，都表示“热烈欢迎”，至少表面上工作做得好多了。

各项工作一开展，原有的政治服务员就不够用了。县政府就拨款开办“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管大同兼校长，林以身任班主任，许法任教务主任，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地方党的赵凤生同志，发动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进训练班学习，为**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后备人才。

寿张县政府的大门敞开了，如果老百姓来提意见、告状，那是有求必应。但是几千年来，“县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思想贯穿人心，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

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社会上有四大冲突，即信仰冲突、爱情冲突、性格冲突、利益冲突，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那就是利益冲突。彼此为了派粮、派工、官员安排、枪支摊派、县里的好事多少，常常争吵不休，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争夺最大的利益。

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河南派的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老七。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逮住你是死缠烂打。

这不，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管县长啊，这一阵子，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

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只得说：“剿匪好啊，不过匪在哪里，有多少人，得需要多少人前去，花费大约多少。”

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说道：“这话怎么讲，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碍着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

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

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过往了，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们，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就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啊，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是很快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

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掌握的10支队。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第18回 吕世隆就任抗日县长

莘县的国民党县长逃跑了，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范筑先委任**员吕世隆为抗日县长，同来的还有县府秘书刘泮溪、政训处干事张炳元等。他们多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人还是运动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加入了**。

吕世隆，193年上半年入党，泰安城西李家庄村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张炳元，天津胜芳镇人，1936年入党，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他们随平津流亡学生于193年夏天到达济南，考入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到达聊城工作。

193年12月，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吕世隆于29日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了莘县县城，他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张炳元等人也随后到达了莘县。天寒地冻，挡不住他们火热的心，稍作安顿，立刻派服务员苏群去冯海村接来了地下党员冯子华，他的工作地点原来是在冠县。

冯子华顶着一身雪花进来，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后，张炳元向冯子华传达了**鲁西特委的指示：“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