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排云掌)

可是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将军，claudemartinlete，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于是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

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巴黎公社”）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欧洲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作的决定。

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作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louisaugusteblanqui）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

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

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成员，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

而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2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

离courbevoie近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jaros·awd·browski，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公社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eugènevarlin，以及其它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从四月到五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

当年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

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黎公社坚持了不到两个月，便被政府军覆灭……

第713章尴尬处境

或许巴黎公社崛起又覆灭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将影响扩散到安南法军部队便烟消云散，倒是没引起安南法军部队太大思想波动。

当然所谓雁过留痕，要说完全没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因为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实在太短，还来不及扩充影响便已彻底消失。

不过也因为巴黎这一闹，本就不受待见的安南法军，在国内局势动荡单位情况下，更是没有多少存在感可言。

反倒是吴可，从巴黎公社制定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中，隐隐看到了后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点点雏形。

巴黎公社在政府军围城期间，将公社成员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废除，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

同时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于是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

并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他们可以接受补偿，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还有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确立了法国以后的政教分离原则。

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同时巴黎还有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nathaniele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

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创造性的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

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de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

著名形象如louisemichel，“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

而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blanche。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象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

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