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样样稀松)

徐世昌，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虽然他在小站的练兵工作只有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

其后，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等到革命大发动，徐世昌借机运作，迫使清廷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

从此，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可以说，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其中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数十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的计策，更是徐世昌所出。

按理说，徐世昌有如此大功，必然会得袁世凯重用。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跑到青岛闲居。

陈文强在由上海赴天津途中，曾至青岛与德国总督进行过秘谈，顺便也拜访了徐世昌。倒不是为别的，陈文强想从这位袁世凯第一幕僚那里获得些信息，更全面地了解袁世凯的性格和心理。目的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陈文强却知道了徐世昌的思维方式和特点。

为什么徐世昌选择了激流勇退，是因为他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在陈文强看来，徐世昌并不是淡泊名利，而是想面面俱到，比较虚伪。但两面讨好的结果却往往是适得其反，常常是两面得罪。

而在天津与袁世凯会面交谈后，陈文强发出的众多电报中，便有给青岛手下的。所谓的手下，自然是龙兴堂这个秘密组织，或者是即将更名为情报局的机构。

徐世昌当然不会愿意来天津，陈文强动用地下力量，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请不来便绑来，不肯来便威胁恐吓，陈文强相信那帮江湖兄弟的手段。

果不其然，当陈文强与徐世昌会面时，便看到了徐世昌满脸的愤懑，还有陪伴其身旁的两条大汉。(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章东北形势

“徐先生受委屈了，陈某在此先行赔罪。”陈文强摆了摆手，示意两个保镖兼押送先行退下，他坐在徐世昌面前，亲自倒了杯茶递过去。

不知道徐世昌是被绑架来的，还是被威胁而来，反正是一肚子气。他哼了一声，侧转脸，不说话。

“国家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外部形势又是如此恶劣，行差走错便陷国家于分裂或动乱。”陈文强娓娓说道：“文强不得已，才请徐先生前来为国家出力，为万民谋福。方式有些不妥，徐先生大人大量，亦当体谅理解。余最敬佩的是徐大人的爱国热情，‘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此话正与文强相合……”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徐世昌赴任东北后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徐世昌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还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

徐世昌在上任后坚持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同时。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九零七年，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蓝天蔚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徐世昌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而且，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在奉天（今沈阳），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听着陈文强如数家珍般将自己最为自豪的事迹一一讲述出来，徐世昌脸色稍霁，心中惊讶，却还是没有说话，揣度着陈文强说这番话的意思，以及强请他来的目的。

“国家尽快稳定，则外敌无可趁之机。”陈文强一番赞叹后，继续说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清廷完了，可还有很多不甘心的遗老遗少、满清亲贵做着复辟的美梦，肃亲王善耆便是其中之一……”说着，他把几份情报递给了徐世昌。

清帝退位之后，善耆贼心不死，决定学申包胥哭秦廷救楚国的典故，联络了一些与其相同的家伙，一些人至关外联络，他则去找日本人，挽救被扫进历史尘埃的满清王朝。

善耆是宗社党人，宗社党是反对清帝退位的中坚力量。曾经做过警察头子的善耆，警惕性当然很高，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逃出被北洋军控制的北京的。但他觉得还是有办法的，那便是与日本人川岛浪速是结拜兄弟，找日本人帮助逃离北京。

而川岛浪速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北(即满洲)拥立肃亲王，同时使蒙古的喀喇沁王或巴林王举兵，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而小日本早已觊觎我国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积极采取维护和扩大在满蒙权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独立”，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川岛浪速要发起的满立运动，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因而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

而善耆与川岛浪速的接触，再加上川岛浪速频繁出入日本使馆，引起了在北方潜伏人员的注意。鉴于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他们不敢擅专，直接拍发电报向陈文强进行请示。

陈文强本来对此事并不太在意，可川岛浪速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便是川岛芳子这个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日本女特务。

于是，北方潜伏人员接到的电报上便有了杀气腾腾的指示：伪装土匪，如善耆及其家人在日本人协助下逃出京城，则必往旅顺、大连，可在路上拦劫尽杀之。行动果决，不留后患。对有异动的满族亲贵，也进行严密监视，入东北者杀无赦。

徐世昌看过情报，对后面触目惊心的必杀令也倒吸了口冷气。好半晌，他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啊！”

“卖子，该杀！”陈文强冷笑一声。又缓和了语气，说道：“暗杀，我本不屑为之。何况国事待定，我也不想开此先例。但有些家伙，不杀实在是不行，于国于民有利者，手段嘛。倒在其次。徐先生，你以为如何？”

徐世昌眨着眼睛想了想，说道：“于国于民有利？这个判断的标准不好确定吧？”

“呵呵。还要强调一下，是敌人，而不是政敌。”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政见不和现代政治社会中是很常见的。哪能用暴力手段解决呢！便说袁大头吧。暗杀管不管用呢，能不能成功呢？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而是不用。”

徐世昌暗自松了口气，暗杀令人生畏，确实如此。他看着陈文强，若有所思地问道：“陈先生，你请徐某来所为何事？可是和谈不顺，需要徐某做一做项城的工作。”

“和谈明日开始。顺不顺的，从表面上岂能看得出来。”陈文强沉声说道：“有的人口是心非。反复无常，令我大失所望。看来，以前我是错了，南方临时政府也是错了。若将国家托付此人，暂时能够稳定，但更大的动乱却在后面。与其如此，倒不如现在费点事，却能保证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