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 (狼途)

李经述叹了一口气，心想如果曾国藩多一点造反的勇气，也许中国历史就被改写了，于是追问道：“这是文正公的真实心迹吗？你们劝进的人太多，他会不会是担心人多嘴杂，故意这么做？”

李鸿章道：“当时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想法，于是追到了后室，问文正公的真实想法。当时房间内也只有我和恩师两人。我记得当时我说，‘只要恩师举事，我定当鞍前马后，誓死跟随’，没想到他最终还是拒绝反清。”

“哦。”李经述问道：“文正公最后怎么说？”

李鸿章道：“文正公对我说，干什么事情，都不要忘了初衷。他说，‘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当初我们组建湘军，是为了保卫儒道的礼义廉耻，发布《讨粤匪檄》，也是为了号召天下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忠义之文化。如今你我封侯拜相却想去造反，为一己之野心而弃天下道义，必不得民心。”

李经述有点疑惑，道：“文正公如果能和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挥兵赶走鞑虏，建立汉人的新王朝，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社会，未必不得民心呀？”

李鸿章道：“‘宁为太平犬，不当乱离人’。当时江南百姓经历了十余年战乱，谁还愿意继续乱下去？和平安定确是民心所向。不过，文正公最后说的那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感同身受。我也就没有再劝他起兵。”

李经述问道：“什么话？”

李鸿章道：“文正公说，‘不要再杀人了’！长毛也好，清军也罢，都是人呀！为父这一生，也是杀人无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头上的顶戴也是鲜血染红的。从来不曾怕过！但为父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在想，人这一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暴力血腥得来的天下，最终只有更加残暴，才能使天下太平。为父当时也不想再杀人了！有时候想起那些被自己杀的人，还会做噩梦。”

李经述听了这句话，陷入了沉思，杀人确实不分性质，都是不人道的。他想起历史上，湘军进入南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以至于曾国藩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李鸿章本人手上也是沾满鲜血。在1863年，身为江苏巡抚的他率淮军攻下苏州城，以指天为誓保证对方性命的方式招降，使守城军内讧，兵不血刃攻占了这座太平天国重镇。占领苏州后，李鸿章却借口“维稳”诱杀了献城的8个太平军降将和几千无辜士卒。但是，李鸿章让李经述因为“不杀人”而放弃反清，他做不到。李经述不想轻易放弃，还想说服李鸿章支持他起兵反清，想了一会，对李鸿章说：“父亲曾教导说，‘我不杀人，人却会杀我’，文正公就因为不想杀人而放弃天下霸业，是否有点妇人之仁？”

李经述这么一问，李鸿章更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笑道：“后来为父仔细想想，文正公不反清，也并非完全因为忠义之道和不想杀人了！当时，湘军攻克天京，左宗棠还是闽浙总督，他跟文正公向来面和心不和。湘军打下南京，跑了幼天王，最先上奏朝廷说这个事的就是左宗棠。在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兼外甥，有名的忠臣。后来曾国荃的部队将从南京抢的财宝运回湖南，在江西就遭遇沈葆桢的查处。当时克复天京，朝廷还派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只要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当时，湘军也堕落了，放着眼前封妻荫子的高官厚禄不要，拿身家性命去做乱臣贼子，有些湘军将领也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洋人决定扶持朝廷，如果不能立即控制局面，洋人乘虚而入扶持各种势力，中国分裂，文正公就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李鸿章这一番话，让李经述茅塞顿开。在1891年反清，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时机和曾国藩当年一样不成熟。想一想，现在张之洞也在湖北搞新政、练新兵，刘坤一也不是吃素的。而且洋人也虎视眈眈，一旦中国内乱，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到了民国张勋还搞复辟，人们忠君爱国的思想一时也难以改变，而且军阀混战，受苦的还是天下老百姓。他赞同李鸿章说的“暴力血腥得来的天下，最终只有更加残暴，才能使天下太平”，起兵造反破坏性太大，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还是文盲，他们还在为一家人能吃饱饭而挣扎！革命的时机也远未到来，还是要先给中国一个变法维新的机会！如果变法维新失败，到时候清廷失尽民心，再起兵推翻满清政府也不迟！

于是，李经述在练兵之余，对维新变法也日益关心起来，决心推动这件事。中国复兴会也招揽了很多这方面的人才，比如严复、李提摩太等饱学之士。

第105章康有为来访

李经述利用中国复兴会的平台，笼络了严复、容闳、李提摩太等维新人士，还利用《华报》推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鼓吹一些强国富民的举措，李鸿章是积极支持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此时对维新变法也没什么概念，更谈不上敌意，他们觉得维新变法跟自强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不会危及大清的江山，对李鸿章和李经述也放心多了。

社会上有些人了解到李经述对维新变法有兴趣，不少名流登门拜访。那日，李经述在天津府邸休息，詹天佑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访。那青年人穿一身灰色长袍，身材中等，走起路来习惯低着头，但两眼放出异于常人的光芒，看起来像是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青年人，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康有为与詹天佑都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地地道道的老乡。康有为此时还只是一位举人，他想上书光绪皇帝求维新变法，但苦于没有上书的门路。那天在京城，詹天佑请康有为吃饭，康有为了解到李经述思想开放，也主张变法维新，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亲生儿子，便兴冲冲拉着詹天佑的手要他引荐拜访。

詹天佑对康有为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四处求见当朝的达官显贵。詹天佑觉得康有为太过于功利，变法的主张也太偏激，本想拒绝，但康有为拉着詹天佑的手不妨，詹天佑没挨过老乡的情面，最终还是答应他帮忙穿针引线。

康有为这人，确实很热衷名利，但他的科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霉运，扑腾多年：考秀才，三战皆败北；考举人，六试不捷。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不过科举名落孙山，对有些人来说，会坏事变好事，比如洪秀全，比如袁世凯，康有为也不例外。

康有为科举不中，便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当时，广东有一位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康有为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屡次上书，言词激烈，虽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广州，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他为师。当时，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举人拜监生为师，这又让康有为轰动了一把。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建了一个“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春秋大梦。

康有为的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康有为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还给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如此狂傲，一时名动广州，身价也高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这时，有一个叫孙文的医生求见。孙文正是孙逸仙，当时他长大了，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孙文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求和康有为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维新变法。康有为见孙文只不过是一位身份低微的小医生，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气得孙文愤愤不平，不再去见康有为。

不过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康有为会主动厚着脸皮求见。他拜访李经述之前，还曾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当时虽是地方官，却广致人才，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都受邀前来武昌。那时，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张之洞很伤心，家人朋友劝张之洞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刚好康有为找上门来，便和他长聊。最初张之洞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但日子久了，阅历丰富的张之洞发现康有为主张的“大同世界”乃是镜花水月，便没有久留，便送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