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大隋 (木子蓝色)

唐宋推行两税法，每年的两税收入都在两千万贯上下，尤其是中唐时推出两税前一年的税收不过几百万贯，推出两税后立即翻倍。而易风的新税法虽然也叫两税法，但主要是取春秋两季上税之名，实际上却已经与唐宋的两税制大为不同。唐代推行的两税最重要的是分为户税和地税，户税是按每户的贫富不同划分各种富等，然后不同的等级定不同的税款，而地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北方等地每亩纳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则为一亩一斗到三斗左右，而代役钱等杂税也被统一纳入了两税之中。百姓的税一年分春秋两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户等和田数交纳户税和地税。而这个数额，则是由官府提出预料好了当年的财政支出数目，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分配到全国各地，按额征税。因此可以说，两税到底是多少。其实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说了算。朝廷说今年要花一千万，那就征一千万。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户等，田亩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说今年需要花一个亿，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据各自的户等和田数分摊这一亿。这种两税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风的这种两税法，并不是量出为入，而是按原来均田制的税率，定出每亩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调，然后把他们全折算为钱，然后朝廷直接就根据百姓们拥有的田亩征税。田多少就征多少，再无额外。当然，这是主税，如商税等属于另外的税收。这样的两税，一年也是分两次征，可最大的区别是税收的总数是根据天下的田地数量计算的，因此也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固和固定的数额。而经过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国拥有一千万顷土地。贫富土地皆有，然根据新税制，一年的两税折现差不多有三千万贯，当然。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据粮食、绢帛和绵、布等的价格有所浮动，但总体来说两税就是这个数字。比之原来每年几百万的租庸调。翻了三倍不止。

虽然翻了三倍多，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每年基本的财政支出的。为此易风的税制了。又增加了国家专卖这一块，用以增进财政收入。专卖的就是盐茶酒铜钱等一些紧要物资，尤其是食盐，易风准备学后世的那些朝代，从这里夺取一大笔税收。易风预计盐茶酒等专卖税收一年两千万左右，此外还有一个税收来源则是商税，易风也打算从中获得千万以上。

这并不是妄想，易风在怀荒时，已经开始推行工商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许多利益。北宋熙宁之时，一年的两税折合钱两千多万贯，而商税宋初时只有四五百万贯，后来也达到了两千万贯左右。当然，北宋之时创收最多的却是专卖，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专卖，北宋末年之时竟然达到了四千万贯，而盐之外的茶叶和酒的专卖也一样创收许多，每年都在千万上下。而宋朝特别是南宋，在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主要收入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南宋时最高财政收入一年达到一亿几千万贯，其中杂税就有数千万贯，绍兴三十年，光是杂税中的绿总制钱就有两千多万贯。

易风现在不打算变着法子收杂税，但也不想放弃专卖这个大创收，因此他的目标是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万，如此朝廷才能保证维持运转之外，还有富余留下一部份给地方的省州县使用，使得中央财政外地方也有钱财府库诸存，另外还可以有钱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设开发，甚至每年还能存一笔钱用以战争和救灾等专项需要。

说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统治，都离不开钱。但如此收税，却是门高深的学问，不能随意的强征，任意摊派，那只会越搞越糟糕。在易风看来，宋朝的税制不错，虽然说各种税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税还算正常，如南宋虽只占据着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税收却超过亿贯，比北宋时还高出倍数，可他们征收这么高的税额，却依然维持了南宋的统治，甚至挡住了北方异族的进攻。而另一个易风看来反面教材的却是大明朝。

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两白银，看似收的税很少，可实际上百姓的日子却过的艰难，原因就在于大明的盐税、商税这些大笔的税收都流失掉了，被那些官绅地主阶层给掳夺了，肥了那些人，却苦了朝廷。然后两税方面，同样如此，官绅拥有诸多免税免役特权，加上大量的隐户，使得朝廷的税收大量流失，最后一年只征收到几百万两，却还绝大多数都是从普通百姓身上征到的。当大明遇到辽东的危机以及关内的流贼作乱，朝廷用兵不断，便缺饷少粮，最终不得加征加派，朝廷每年加征的几百万两的三饷，最终却又几乎全从普通百姓手里征收来的，导致的结果就是贫苦的百姓纷纷破产，最终葬送了大明朝。

易风看来，南宋一个偏居一隅的朝廷一年征收一亿几千万贯的税收，而明朝一个统一中原的大一统王朝一年却只收几百万两税收，加派三饷却导致天下沸腾，这不正很好的说明了问题。明朝只知道收穷老百姓的税，而宋朝却主要靠收商人的税，其次是通过专卖这个迂回的方式收税，给百姓相对公平的税制，钱收了，天下却依然安定。

按照易风的设想，最合理的税制，两税这样的主税，应当只占到全国税赋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工商税应当占到一半以上，再加上专卖的收入，也应当比两税要高。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很遥远，首先就得是工商业极为发达繁荣，得有足够的纳税商品额度，工商业繁荣朝廷才能收到足够的税。

不过除了两税、商税和专卖的收入外，易风其实也拥有一份很大的私人收入。他的许多产业都归属在他的名下，比如北方银行、东方保险等等产业，据他的私人产业的总管高明月的报告，如今每年能为他带来一千万贯以上的收入，这笔钱相当于税改前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了，就算税改后，也能达到朝廷收入的六分之一。而这笔钱，属于皇帝的私人财产，朝廷财政部门是无权过问其收支，也无法动用的。在此之前，易风一直用这些钱供养着北衙的禁军，以及宫廷的开支，还有他直辖的三个秘密情报机构和三支特种部队的费用。

易风的新税法，让国家财政收入一年翻六翻，还给官员涨薪水，给吏员发工资，还减轻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们的税务支出，对普通百姓们说这将是一个仁政，甚至对许多将士和官吏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

但有好肯定也有坏，这个新税法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却要让那些贵族豪强地主们出血了，两税法根本就是按田亩征税，原来的租庸调都计入田亩之中，田亩越多税越多，这将让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豪强们感受到切肤的疼痛。而商税的改革，也使得商人们得支付不低的商税，增加许多商业成本，而那些贵族豪强们，也正是拥有大量商量资本的一群人。不管是这主税两税，还是工商税，都将大大的影响到那些上层阶级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就连盐茶酒等专卖，也一样会影响到他们。

易风很清楚这一点，比谁都清楚，但他依然坚定不移的把这个计划抛了出来。

这次，他也许将与全天下的贵族豪强地主富商们博弈，一次危险的博弈，但易风相信自己不会败，也许天下千分之一贵族豪强地主富商们会反对自己的新税法，可他也还有天下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普通阶层的军民百姓拥护支持他的改革，自己可不是宋神宗，他如今对这天下的掌控是他无法企及的。况且，虽然新税法对那些有钱人会有害，可推行工商业发展，富国强军，扩充疆土，对那些阶级来说也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他们如果眼光长远，与朝廷合作，那他们损失的只是芝麻，却能收获西瓜。

最后就得看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见识了。

第570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感谢颓废逆天、历史逝去的真相的支持，谢谢！）

开元殿，易风对秘书监魏征道，“税制改革之事，政事堂怎么现在还没有商议出一个结论吗?”

魏征有些无奈的对皇帝道，“此事政事堂按制先交予内史省议论，然后交予门下省审议，可门下省纳言李相接连三次拒绝署名签字通过，封驳发回，如今事情卡在了门下省。”

易风感觉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隋开国之时定三省六部之制，此后尚书省渐权重，事无不总，易风即位之后，特别加以调整，加重了内史和门下二省的职责，使得三省重新恢复到内史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执行的这样一个局面。可是现在，门下省长官纳言李纲，借这道制度名正言顺的公然封驳他的诏令，还是连续三次。按照新朝的制度，皇帝虽是天子，可也并非完全的圣意独栽，凡是朝廷大事，都得先经过内史省议论，由五个内史省人写出议论，互相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然后呈报给内史侍郎和内史令修政策，最后送到门下省，给纳言和黄门侍郎审查，最后驳回或者修正后报给政事堂，政事堂由当值执政事笔的宰相与其余诸相审核议论后再呈报给天子。一层一层，逐级的议论审核批复。虽然三省之上增加了一个政事堂，可三省的职责却没变过。政事堂更多的作用是代天子理政，毕竟皇帝精力有限，朝廷千事万事不可能都集于一身亲自处理。因此三省报给政事堂批阅后再上呈给皇帝，呈报上去的事情基本上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处置意见。皇帝可以轻易的弄清楚事情，按心意给予同意与否的最终决定。皇帝对政事堂的批阅有最终的否决权。可皇帝的意见，却也不是立即就能当圣旨诏书的，一样得经过内史议论拟诏，门下审议，最终如果通过才能交给尚书省执行，颁行诏书，诏书上最后会有三省长官和政事堂宰相们的署名。只有这些署名同意通过，才算是具有真正效力的诏书，否则就只能算是皇帝的中旨。朝廷和官员们可以拒绝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