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明 (喻心)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 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商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他们在林纯鸿控制范围内，规规矩矩，不敢乱来，在登州这个地方，可受不得半分委屈。
鉴于北方匪盗一直比较多，一些大的商贾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更为致命的是，登州的海商比较多，这帮海商船上的水手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惟恐天下不乱。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是商船，船上亦有火炮和炮手。
地方官强力镇?
??，引起了商人们剧烈反弹，他们率领护卫队、水手，聚集在登州城外，试图胁迫登州府取消乱命。
这帮家伙，受不得委屈仅仅只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心中认为，林纯鸿这段日子与朝廷斗得难分难解，一旦他们把事情闹大，林纯鸿必定为他们撑腰。
恐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朝廷的实力。自平定孔有德之乱后，朝廷就在登州附近驻扎重兵，并且以陈洪范为登莱总兵，震慑山东，威慑辽东。
陈洪范是个杀伐果断的主，接到登州府的求救信后，当机立断，派遣重兵围剿商人们的乌合之众。
这一下，登州见了血，乌合之众们蜂拥退至海边，逃上了海舟。
一帮海商愤恨不已，一方面紧急向旅顺的周林佬求救，另一方面，他们率着商船炮轰登州水城。
登州水城非常坚固，而且城上有炮，非商船所能撼动。
商人们聚在海上商议一番，一致认为这口气不能忍。他们考虑到登州防卫森严，不可轻辱，不如至天津寻地方官的晦气。
登州至天津，走水路比走陆路快得多，当商人们乘船抵达天津时，天津尚不知登州出了变故。
天津并不比登州好到哪里去，也是四处冒火星。商人们抵达天津后，稍稍撩拨之下，天津便群情激奋，火星变成了冲天大火。
天津卫衙猝不及防，轻易被商人们攻占了全城，一众地方官全部成了俘虏。
占据全城后，一些大的商贾痛定思痛，从护卫队、水手中抽出从荆州军中退役的士兵、军官，令其整编军队，固守卫城待援。
周林佬接到商人的求救信后，立即率领舰队抵达登州。抵达登州后，方才知晓商人们跑到了天津。周林佬又调转船头，往天津急赶。
到了天津后，周林佬见商人们已经将事情闹大，急报逥报郑福林及林纯鸿。他则率领舰队游弋在天津港口外围，等待郑福林的命令。
周林佬整日介看着朝廷心烦，巴不得将事情闹大，北方舰队游弋在天津外围，当然有为商人们打气之意。
天津民变！
朝廷接报后，自朱由检以下，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明朝廷，可不就是被民变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朝廷本就处境艰难，若在北京周边闹出民变，朝廷该如何是好？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周延儒的加税政策引起了商人们的反弹，最终发展至民变。
周延儒岂能认这个责任？他拼命为自己辩护，宣称商贾作乱是林纯鸿的阴谋，没有林纯鸿撑腰，给这帮商贾一百个胆子都不敢造反。他还拿出周林佬舰队抵达登州、天津外海作为证据，力图让所有人相信林纯鸿主导了这一切。
杨一仁、包哲东则拼命反驳周延儒，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周延儒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变。
诸如陈奇瑜这样的清醒者，估摸着林纯鸿十有**对此事不知情。他们知道，林纯鸿正忙于控制范围内的地方官制改革，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山东、北直隶滋事。
而且，陈奇瑜认为，即便林纯鸿主导了此事，朝廷也绝不能摆开了说，这样会让朝廷与林纯鸿彻底撕破脸皮，朝廷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陈奇瑜对周延儒不识大体，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正琢磨着如何向朱由检点明其中的要害时，哪想到朱由检直接为此事定了性：“林纯鸿远在荆州，不可能插手此事，此话不得再提。至于天津之乱民，罔顾国法，必须尽快平定！”
陈奇瑜暗自松了一口气，心道：皇上还是识得其中的厉害的。
不过，陈奇瑜又对朱由检非常失望，周延儒如此混账胡闹，根本不适合呆在首辅的位置上，而朱由检居然一句重话都没说！
陈奇瑜突然感到一丝心灰意懒：这样的朝廷，呆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归去。
当议到如何平定天津叛乱时，绝大部分朝臣都没把天津放在眼里：充其量就是一帮商人而已，趁卫衙不注意，取了巧而已，只要朝廷军队一到，天津的反贼会如鸟兽散。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由检令京营一部即刻向天津进兵，扑灭叛乱。
不过，令朱由检愤怒的是，京营尚未看见天津的城墙，就被主动出击的护卫们冲得一塌糊涂，狼狈逃回了京师。
满朝皆惊，甚至有人担心，一旦商人们蛊惑天津城内的数万毛纺工人加入叛乱队伍，恐怕京师都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