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 (再次等候)

十二月一日和三日。农民造反军队渡过黄河的消息，相继从监军和河南巡抚衙门这里送抵朝廷。崇祯皇帝得知消息以后是勃然大怒。可这次犯错的也都是手握重兵的武官和内廷派出去的监军。所以在首辅温体仁和王承恩的相劝之下，崇祯皇帝暂时憋住了火气，勒令各地军将和河南地方官员戴罪立功。

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然而，农民造反军队过河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迅速摆脱了明军的追击，实现了千里跃进。仅仅在一个月之内，起义军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安徽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腹心大患。

更为可怕的是，农民造反军队一到河南，即同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造反洪流。由于崇祯三、四、五、六年，河南连年大旱，而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所以得到大量难民加入的农民造反军队的力量是陡然增长。

而这时候，农民造反军队也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想回陕西老家的，他们在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率领下，共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之后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接着北上雒南，向陕西首府西安挺进。

这突如其来的回马枪，使得洪承畴是大为震惊，他连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这路农民造反军队遂掉头南下，于崇祯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阳。之后紫阳，平利、白河也相继被攻克。当洪承畴大军赶到时，这路农民造反军队已南下四川。

而另一路农民造反军队就是主力了。他们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进入了卢氏山区。

而卢氏山区地形是非常险要。当地原来就有一批由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矿盗。

当农民造反军队到达之后，矿徒们积极参加，充当向导，领着起义军由山间小路直抵内乡，然后经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连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宛如是直走空虚无人之地。

应该说，因为吴世恭与秦公公的长谈，崇祯皇帝确实更加重视了农民造反军队突出重围，渡过黄河的危害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还是修正了吴世恭的影响，把历史进程拉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而当吴世恭在十二月初二日，从兵部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他也立刻准备动身，要赶回汝宁主持大局去。

这次吴世恭的回去，将只是带上自己的护卫，骑马日夜兼程。而自己的夫人薛雨霏将会留在薛府静养。其他的夫人和吴呈瑛，将在薛府护卫的护卫之下，坐马车慢慢地赶回汝宁。当然，吴世恭也没有忘记卡雷拉神父，他也将和夫人们的车队一同行路。

之所以要把这些夫人们都送回汝宁，那原因也是吴世恭太知道安全期了。因为在孝期内也不能够进行房事的。可是没有房事，卡蕾利和蔓铃又怎么会怀孕呢？

当然，吴世恭本来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矩，这还是岳父薛濂告诉他的。不过既然已经如此了，那还不如送到汝宁，那里总是天高皇帝远了吧。把俩位待产的夫人留在京城的话，那对吴世恭来说也总是一个把柄。

而在吴世恭离开京城的前一天，岳父薛濂写了四十几封信交给吴世恭，那些信都是薛濂写给故交和南京勋贵的介绍信。薛濂让吴世恭万一需要，就凭着这些介绍信去求助。至于那些故交和南京勋贵还卖不卖失势的阳武侯薛濂的面子，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十二月初四日清晨，吴世恭带着这一百多名护卫，在德胜门一开城门的时候就再次离开了京城。在半天以后，吴世恭上呈兵部的公文和写给秦公公的私信才由薛府下人送交各自的地点。之所以这么做，吴世恭是害怕受到拦截，耽误了回汝宁的功夫。

可是吴世恭也是多虑了。在这个多难之季，有一位武官肯主动上前线，是朝廷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还有哪位官员来管他是否守孝的小事呢？

吴世恭依然是走沿着大运河，通过归德回汝宁的老路。虽然这样也是绕了一个远路，可是毕竟吴世恭身边的人带得太少。不要说可能遇上农民造反军队了，就是遇上一些大股的匪徒和难民，吴世恭这些人都可能有危险。

吴世恭是急匆匆地想回汝宁主持大局，可是汝宁军却早就按照预定方案开始行动了。

在十一月三十日，得到黄河沿岸暗哨的急报以后，汝宁军开始总动员。负责军事行动的薛永利终于首次带兵出征。

薛永利命令周巡留守，自己带着张彪的骑兵军团一千三百多人（吴世恭在京城购买的马匹还没有到位），再加上本部其他部队所有的骑兵八百多人，在十二月初三先行出发。

李三河率领教导军团、直属炮兵团和直属工兵团共四千六百人（缺骑兵营）紧随其后。他们将在南阳汇合赫飞的南阳军团二千八百多人（南阳军团其余的兵丁在书墨的率领下留守），冲出自己的防区，主动向农民造反军队进攻。

汝宁军开始出征！

第三百七十九章寻求决战

在金銮殿上，首辅温体仁眼观鼻鼻观心，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在刚才的廷议中，鉴于农民造反军队的凌厉攻势，已经要把大明帝国的中原腹心地区打得乱成一团，而地方当局又简直是无法招架。所以朝廷中的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

对此观点，上至崇祯皇帝，下至群臣们都是一致同意。可是当大臣们一致推荐洪承畴为这一人选时，首辅温体仁想起了自己昨天对崇祯皇帝所说的话。

由于是暗奏，当时温体仁的话就特别的诛心。他首先提到了洪承畴杀俘的道德问题，以此来绑架特别重视官员道德的崇祯皇帝。

接着，温体仁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当时袁崇焕的众望所归，以此在崇祯皇帝心中埋下一根刺，激起崇祯皇帝的逆反心理。

然后又提到了洪承畴的责任重大，毕竟他现在驻守的三边，正是陕匪的发源地，再加上西蒙古（即突厥化的蒙古部落，与基本上投靠后金的东蒙古是两回事）的防范，本来也是需要一位名臣压阵的。

最后温体仁索性显出一副进谗言的模样，做出了为了皇上而不惜自污为奸臣的样子，说出了要防范洪承畴“功高震主”，以此来博得崇祯皇帝的完全信任。

所以在今天的廷议中，深知崇祯皇帝性格的温体仁知道自己的做法起效了。果然，接下来崇祯皇帝认为：陕西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

接着，崇祯皇帝独断：“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

陈奇瑜幸运地在温体仁的私心下，跳过了官职高的洪承畴，成为了五省总督。而这是明廷为了镇压农民造反而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

不过，这也反映了造反农民的力量已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农民造反军队的流动不居，转战各省，使明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无法应付了。

汝宁府知府关可颂与一群汝宁府的文官站在汝宁府城的城墙上，向着远处眺望着。

在昨天。薛永利派人向汝宁府知府关可颂通报：陕匪已经渡过黄河，进入河南腹地，汝宁军将在今天拔营与陕匪作战，务必请地方稍安毋躁。

因为这些天汝宁军中，象张学斌这样的高级官员是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是军中事务，所以薛永利只是派了一名有总旗官衔的连长。带着十名兵丁去知府衙门报告。

当时。关可颂正在衙门理事，就听到衙门口一阵喧哗声。那名连长赶到衙门的时候，被衙门的门子给拦住了。他们当然狗眼看人低，见到只是一名总旗，又没有塞红包，所以就把那名连长刁难在外面了。

那名连长是毫不客气。立刻指挥兵丁把衙门的门子给打翻了，接着就冲进了知府衙门，要面见关可颂。

还好关可颂还算是镇定，可那名连长在衙门门口受气以后。见到关可颂连下跪的动作都不做了，就拱手告诉了关可颂那个惊人的消息。

忽闻惊雷一般，关可颂连追究那名连长失礼的心思都没有了。因为到现在为止，关可颂还不知道农民造反军队已经渡过了黄河。他根本没想到昨天自己还在饮宴，今天陕匪就快要打过来了。

慌乱之下，关可颂就连忙问道：“这位军爷，陕匪到汝宁还有多少路程啊？”

没想到那名连长**地回答道：“军事机密！”接着就扬长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