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之天朝降临 (汉临)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

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区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周武王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声讨纣的罪行。出兵车300乘、士4.5万人、虎贲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配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临时组织17万人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

三代的领土扩张之快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民族，那时候华夏永远有着耕不完的地，土地兼并这玩意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可是从三代以后，从秦朝开始由于领土扩张减慢甚至消失，也代表着华夏文明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华夏在列国林立时期的分裂。

这种分裂按照后世嗯说法那是有利于学说交流，文化发展，由此延伸出的经济活力化，思想争鸣化，制度多样化带来翻天覆地的进步。

可是弄不好就像印度那样，大家都在打酱油地时候，被西边来的雅利安等等异族一锅端了，这种事情在华夏也是经常出现嗯。

所以大一统还是有其必要性，开始是为了治理黄河等河流泛滥的水患，需要一个强有力地中央集权——这是西方人的老学说了，实际上是面对游牧民族——不仅仅是北方草原，早期还有西部戎狄犬牙交错进化成越来越有威慑力的铁拳的时候，中原的王朝就必须也缩成一个拳头加以对抗，而不是摊开五指山，让人家把你手指一个个掰断打折。

于是矛盾就在这里产生。

为了不在北方蛮族压迫下亡国，就需要大一统。而将欧洲般大小的广袤土地统一后，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

为了便于管理，思想、商业等等的社会各积极因素的正常流动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只有等到中央政权衰微，诸侯群起的时候再一次来点乱世中的思想解放，犹如垂死之人突然轻松地呼吸进了一口气。

如此压抑态势下大陆社会形态自然进化迟缓，屡屡打不开技术上的缺口，结果就是要么被蛮族推倒，要么反推蛮族后自己更加保守。

综合历史进行描述可知，中国富庶而强大的黄金时代前总是伴随着绵延的割据。五百年东周乱世，则诞生了秦汉第一帝国的大辉煌。南北朝十六国的时代落幕，而有隋唐盛世。

五代十国一百单八藩镇乱斗了百年，其后便有商业繁荣的皇宋登场。但是当统一到来并将之前社会分裂时期存在的称为活力的流动因子消耗殆尽后，国家就又进入了死循环中。

华夏的封建社会起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终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历经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的分分合合，循环更替，一朝传一代，一脉相承，走过了这两千多年。

纵观整个华夏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政治角度来看，始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兴衰循环历程：由衰到盛，然后衰落，最后灭亡；再盛、再衰，再亡，周尔复始，循环往复，谁都看的非常清楚明白，却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够跳出这个圈子，能够长治久安。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的兴衰循环史，王朝兴衰，循环往复两千年，整个华夏都完全陷入了死循环。

从夏朝局限河南一隅，到秦代囊括东亚膏腴之地，一直就在不断的扩张，一直在尊王攘夷，把东夷西羌北狄南蛮要么“攘”到了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诸岛，要么纳入了华夏的体系，汉唐之所以终止扩张的步伐，决不是因为不想扩张——若是不想开疆拓土，班超班定远、马援马伏波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

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只因东亚的膏腴之地全都落入囊中，农耕生产无法扩展到四周不毛之地，才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的扩张，只能变成遥控指挥。

不能扩张领土那代表华夏巅峰就是在那里，盛极而衰可不是说说而已那么简单，而是真实存在，在整个华夏史上也是忠实的演绎着这一切，巅峰毁灭，重新开始，继续巅峰，然后在毁灭。

第四百二十九章商人商业

波斯大港阿巴丹。全身包裹着布料的妇女们，在椰枣树荫下躲避着正午炽热的阳光，她们用莎草辛勤的编织着草席，这种精美的编织物，在万里之外的大汉帝国，特别是气候炎热的南方各省，受到普遍的欢迎。

阿巴丹以盐业和草席闻名于世，但最近几年，这两个经济支柱中的前一个，已在大汉的打击下彻底破产，大汉帝国的商业可以说渗透到了整个世界的。

所以整个波斯编织草席的妇女群中，渐渐开始有失业的男性盐工加入。

信奉光明神的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时间并不久远，新的征服者就已经来到了。

对于如今的波斯人来说，和大汉的贸易，能抽取丰厚的税收，撵走汉商，只会把他们推向波斯湾对面的埃及，便宜那些可恶的马木留克。

没人愿意和大汉帝国叮当响的金币为难，没人愿意把财神推向红海对岸的敌人，所以，阿鲁浑率军离开后，总督们对汉商越发客气了。

只不过。一切都得服从大汉建立的贸易秩序，波斯的羊绒地毯、莎草席、猫儿眼，细兰的红蓝宝石和象牙，埃及的黄金和小麦，印度的檀香、长绒棉，大汉帝国只需要这些，而其他的特产，比如驰名世界的印度土布，蜚声中东的大马士革钢刀，还有阿巴丹的海盐，则在大汉帝国强悍的工业体系之下直接崩溃。

当然汉国并不需要大马士革刀，毕竟那玩意的锻造技术似乎还是华夏流出去的。如今已经继承了全部华夏古文明的大汉帝国想造出来并不是什么问题。

在这里从陆地到达大汉，要翻越险峻的葱岭。要穿过黄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再进玉门关，河西走廊入长安，波斯商人满载的驼队得走上整整一年，也许还走不到，这一路之上万里之遥，恐怕一个弄不好就会交代在路上。

可大汉海船从广州港到阿巴丹，只需要短短的半个多点月就行了！一艘船装载的货物。就相当于几百上千匹骆驼！

所以在这场贸易战中，波斯商人的溃败简直理所当然，阿巴丹的盐业凋敝也顺理成章，现在的盐工贾胡尔加入编草席妇女群中，还会引来善意的玩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见惯不惊。

如今已经不是故宋也不是以前的华夏王朝。刘宇的大汉帝国已经进行大量的改革，商人，商业当然就是首当其冲，刘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商业。

故宋三百年间儒家耕读传家的文化浸淫，让年轻官员和自耕农的身价也颇为不低，只苦了工人们——重农抑商思想下。工商无疑是“贱业”。

一千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

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

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