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何事公)

“现在革命成功，刘总长却要秉承前清的军事编制，保持满清鞑虏对南方的剥削与镇压，请问我们这些南方革命党人参加革命推翻满清的意义在哪里？如果现在事事依照满清的规矩，我们又何必建立民国？不如直接改国号叫‘后清’好了！”

不得不说，而立之年就入阁的宋教仁确实很有几把刷子，至少舌尖嘴利的功夫就让孙元起望尘莫及，大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范。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在会议上大致达成了裁军协议，即北洋系裁军15万，保存45万兵力，编为40个师；同盟会裁军10万，保留25万兵力，编为22个师；新中国党倒被没有裁军，但限定不超过10万兵力，编为8个师；其余的部队裁撤5万，保留10万部队，编为10个师。

尽管赵秉钧没有出席会议，让唐绍仪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对于最终达成的裁军协议还是欢喜不尽：“承蒙诸位总长出席此次国务会议，并就厘清军务问题积极磋商，本着尽忠为国之心坦诚建言、群策群力，最终达成裁军协议草案，为避免财政短缺、减轻百姓负担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诸位总长没有其他异议的话，裁军协议草案送内务赵总长过目后，将呈递给大总统签发！”

这时一直在边上冷眼旁观的财政总长熊希龄突然说道：“少川总理、各位总长，熊某对于裁军协议草案并无异议，只是在下有个问题，不知当讲不当讲？”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是沈从文、黄永玉的前辈老乡，也是凤凰最有名的官场人物。在他成名之后，通常被人尊称为“熊凤凰”（像是骂人）。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一路青云直上。而且他颇有才具，在清末有“理财能手”之称，故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财政总长。——如果没有孙元起这只蝴蝶的话，以后他还将成为内阁总理。

唐绍仪急忙说道：“现在是国务会议，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秉三总长请讲！”

熊希龄道：“听闻刚才的裁军协议草案，准备在近几个月内裁军30万人，如此一来确实会极大地减轻财政压力。不过，遣散这30万人的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即便每人发5块银元，也得150万元之巨。如今国库早已空空如也，每月靠向各国洋行借款艰难度日，哪来这一笔巨款？”

遣散费的问题不难理解。好比现在公司裁员，按照劳动法规定，被裁的员工都能得到一笔遣散费，通常的经济补偿是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来计算，标准为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军队大体情况也差不太多，只是更为棘手一些。

首先，军人在军队学习的技能，比如开枪、打炮、拼刺刀等，被裁退之后到社会上几乎毫无用处，退伍即失业。不像企业裁员或倒闭，还能找到类似的公司就业。

其次，军人当兵吃饷，干的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儿，给的遣散费不能太少，至少要对得起这份工作。

第三，军人手里有枪，他要是活不下去，很多人都会跟着活不下去。何况是一次性裁军30万人？

凭着上述的三个原因，就不能不给那30万人遣散费。不仅要给，而且数额不能太少。熊希龄所说的150万元，不过是起步价而已！

唐绍仪登时脸色难看起来，犹自有些不死心：“秉三总长，国库真的一文钱没有？”

熊希龄很肯定地回答道：“没有！一文钱也没有！”

唐绍仪慢慢把眼光瞄向了孙元起。

第三四三章忽闻海上有仙山

内阁在座诸位都不是穷人，随便随便都能掏出三五万元。像张謇这种实业家，便是三五十万，挤挤也能拿得出来。但要说是150万元之巨，估计除了孙元起，内阁这帮人回家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凑不出来！所以，也难怪唐绍仪要把眼光瞄向孙元起。

唐绍仪注视孙元起片刻，才缓缓说道：“此次裁军所遣散冗余兵员，北方多是百战老兵，南方则多是革命功臣，遣散费正不可少，否则必然酿出无数事端。秉三总长所言每人5块银元，那已经算是最低限度。如果真要想让裁军顺利进行，每人应该在10块银元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至少需要300万元左右的一笔遣散费用！诸位总长，对于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有何高见？”

虽说他是问“诸位总长”，眼睛却牢牢盯着孙元起，其他人也跟着顺势望了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孙元起不得不表态：“裁军之举利国利民，而且遣散费用又如此巨大，指望由某个人或某个省来承担这笔巨款显然不现实。至于如何筹集这笔巨款，孙某对财政金融一窍不通，不敢妄言。不过按照职责来说，应该由财政、陆军两部协同商议，然后交国务院、总统府批阅才是。诸位以为吧？”

孙元起一记太极云手，既把自己和四川省摘了出来，又把财政部、陆军部这两个顶包的给推了出去，端的是妙到巅峰。

段祺瑞不动声色地答道：“虽说裁军与陆军部有关，但我们向来只管花钱，不管筹钱，所以这事儿还得秉三总长解决。放心！我们陆军部不会狮子大开口的。如少川总理所言，300万元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能更多的话，我们也来者不拒。”

熊希龄皱巴着脸：“现在国库一贫如洗，各省财税又拒不上交，除了向各国洋行借款，还能上哪儿去筹这300万元巨款？预计今年财政赤字要高达二亿六千万元，我这个财政总长哪是什么财政总长，分明就是借款总长！”

宋教仁道：“既然国库没钱，我们可以号召国民进行捐款嘛！当年宋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日清战争（即中国所称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内在政府和媒体鼓动下，举办了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纷纷解囊，为战争募资，很快筹集到了足够的战争经费。

“现在民国初建，民气正高，想来进行国民募捐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我国有四万万民众，海外还有几千万华侨。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认捐，每人只认捐一块银元，也足以完全解决裁军费用短缺问题。何必向外国洋行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呢？”

宋教仁的这番言论让孙元起有些惊异：为300万元裁军费用举行国民募捐，这是同盟会的习惯性思维，还是同盟会别有用心，想趁机博出位？

比如国务会议拒绝了募捐提议，同盟会可以大造声势，说中央政府罔顾国民爱国热情。主动出卖国家利益，丧失国家主权；如果国务会议同意了募捐提议，那就真好落入同盟会的圈套。募捐是同盟会能够存活的一大法宝。对于其中的猫腻，同盟会的领导人可谓了如指掌，强迫纳捐、侵吞捐款、扰乱治安……尽管民国初年没有郭妹妹，想来编造一个坏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不是孙元起阴险狡诈以己度人，而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实在太复杂，由不得孙元起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毕竟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要举行参议院选举，只有彻底搞臭北洋系，同盟会才有可能乘机上位。

唐绍仪思忖片刻。摇了摇头道：“虽然宋总长的提议不失为一种方法，但裁军本为造福于民，如果再为此进行国民募捐，那就变成了嫁祸于民。而且民国成立未久，国务院刚刚肇端，现在就为此等小事进行国民募捐，引发社会动荡，岂非得不偿失？思来想去，反倒不如借款来的爽利，顶多在借款时稍微提高一点利息，避免有损国家主权的条款便是。”

顿了一顿，唐绍仪又问：“对于借款，诸位总长有何意见？”说话间，眼睛依然瞄向了孙元起。

孙元起揣度道：或许唐绍仪在最初瞄向自己的时候，并不是想向孙元起或四川省借钱，而是已经把目标定为孙元起背后的华熙银行。

华熙银行虽然成立时间短暂，不是中国银行之类的国家中央银行，也没有汇丰、花旗等外国银行的强大背景，但凭借着大股东手中持有的强大专利，拥有中华工业机械、远东广播、致用医药等发展势头正猛的优质用户，以及在清末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局中一步也没有踏错的先机，如今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屈指可数的大银行，估计也是最盈利的大银行。

除了华熙银行有满足裁军借款的实力，关键还在于华熙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孙元起，如果向它借款，完全不用担心存在什么损害国家主权的条款。故而唐绍仪频频向孙元起大抛媚眼。

没想到，孙元起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熊希龄便抢先答道：“少川总理，如果要向外国洋行借款的话，我们应当首先与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俄国道胜、日本横滨正金等六家银行沟通。因为根据袁大总统与六国银行团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将来实行借贷时，这六国银行享有优先借款权！”

唐绍仪只好收回目光：“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准备和六国银行团商谈借款事宜吧！”

就这样，当天的国务会议就此宣布结束。总体来说，除了赵秉钧没有出席外，会议其他方面都还算顺利，而且达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裁军议案，这无疑给海内外观望的民众打了剂强心针，对于中国的政局也都开始乐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