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何事公)

孙元起笑道：“这还不算最快的！我们经世大学研制一款飞机，每小时可飞上百公里，现在中华航空公司正准备利用这款飞机开辟国内航线。从上海到北京不过八九个小时，也就半天工夫。那才叫风驰电掣。到时候请啬翁、蛰翁乘坐乘坐，看看什么叫做‘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嚯！”张謇、汤寿潜都不禁有些心驰神往。

半晌，汤寿潜才说道：“古人经常用‘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来形容宝马良驹，汤某幼时读书读到此处，还以为是文人夸张臆造。现在与轿车、飞机相比，即便那种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稀世大宛汗血宝马，也要瞠乎其后了。科学之威，由此可见一斑！”

孙元起哈哈大笑：“既然如此，以后我们再造新款轿车便以‘宝马’命名，如何？”——只可惜张謇、汤寿潜都不是穿越众，无缘领会孙元起话中蕴藏的恶趣味。

汤寿潜抚摸着车身锃亮的烤漆：“想不到世间还有这等奇物，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见两人颇有艳羡之色，孙元起道：“这款轿车是经世大学研发，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现在还没有在中国上市。若是啬翁、蛰翁喜欢，过些时日在下送你们每人一辆。”

汤寿潜颇为意动，张謇却有些犹豫：“只怕这轿车不大好打理吧？”

孙元起坦诚道：“确实！限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汽车轮胎、零配件要从美国原装进口，甚至日常使用的汽油、润滑油等都要用从外国购买，还得由专门的司机学习驾驶、修配。一旦出了大毛病，估计全中国也就只有经世大学有人会修理……”

听完孙元起的描述，张謇连连摆手：“算了、算了！这哪是辆轿车，分明就是个摸不得、碰不得的摆设嘛！与其养辆华而不实的轿车，还不如多备几个轿夫，想来也不比轿车差到哪里去。而且老夫也不习惯坐车坐轿的时候，身边还有个下人。百熙好意，老夫只能心领了！”

汤寿潜却试探着问道：“要不百熙哪天有了新车，把旧车和司机一起借给老夫用上几天？老夫只是好奇的紧，想看看这轿车为何跑的比马还快。”

孙元起道：“那就如蛰翁所愿！不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直接进去等着开会，还是找个茶馆什么的喝杯茶，等会再过来？”

张謇道：“既来之则安之，何必来回折腾？”

“也好，啬翁、蛰翁请！”

今天是内阁成员首次聚齐，也是国务院成立的重大日子，作为内阁总理，唐绍仪来的比孙元起等三人更早。听说新中国党三名阁员提前到来，急忙迎出门外：“张总长、汤总长、孙总长，你们来的好早！快快快，里面请。”

走在最前头的孙元起笑道：“孙某见过唐总理！谁让我们新中国党成立最晚、根基最浅呢？咱们比不上北洋系势力雄厚，也比不上同盟会历史悠久，所以只好笨鸟先飞，来的比大家早些。顺便借此机会博得唐总理的青眼，也好让你以后多多关照！”

唐绍仪摇头道：“你我既是大学校友，如今又是内阁同事，何必如此取笑唐某？大家都是明白人，谁不知道唐某这个总理是如何得来？不是唐某有经天纬地、定国安邦之才能，也不是唐某有翻云覆雨、八面玲珑的才能，只不过在南北议和过程中恰逢其会，正好袁大帅和孙先生都认识唐某罢了。以后内阁事务，还要有劳各位鼎力相助！”

孙元起道：“唐总理这话就有些见外了！你是内阁总理，我和啬翁、蛰翁是内阁成员，本来就应该极力辅弼，何来‘相助’之说？再者，我们新中国党要求每位党员都信奉国家主义，我和啬翁、蛰翁作为党魁，更应该以身作则。所以请唐总理放心，我们一切会以国事为重的！”

对于孙元起的承诺，唐绍仪有些感动：“那唐某就先谢过三位总长了！其实唐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无适合担任总理这一要职，之所以觍颜出任总理，也是从大局的长治久安考虑的。袁大帅对我有知遇之恩，孙先生与我有同志之谊，百熙和我有校友之情，由于南、北、西三方对我均有极深的感情，如果唐某出任总理，可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促进三方精诚合作，尽快达成国家的安定统一。

“而且在唐某看来，袁大帅的实力、孙先生的思想以及百熙贤弟的教育和实业，是我民国统一发展的三块基石，当然，这三者之间的矛盾也正不少。唐某这个内阁总理最大、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居中调和，极力弥缝，力争三方不至于因为某些龃龉而反目，促进整个国家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不过这只是唐某的一厢情愿，具体如何还得看袁大帅、孙先生和百熙贤弟三人的决断。”

孙元起暗暗叹了口气：看来唐绍仪也不是傻子，早已就看透了内阁内外的形势。只是他看透又能如何？在没有能力改变的情况下，越是看透内阁形势，越会让自己感到无奈和苦痛。

第三三六章来迟邀得吴王迎

孙元起说道：“请唐总理放心，我们新中国党一定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尽所能维护袁大总统、内阁和《临时约法》的权威，力争把各种纠纷约束在内阁、议会之中，避免诉诸武力，确保民国能够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

唐绍仪点点头：“新中国党诸位同仁能够如此大公无私、公忠体国，实在是内阁之幸，也是国家、民族之幸。唐某在此先行谢过各位！”说罢起身朝孙元起等人深鞠一躬。

孙元起、张謇等赶紧抢上前扶住唐绍仪：“唐总理太客气了！”

重新坐定后唐绍仪才接着说道：“自就任总理以来，唐某一直私心惴惴，唯恐有所殒越。尤其当同盟会两位总长迟迟不愿北上时，更是忧心如焚，生怕民国首届责任内阁就此胎死腹中。尽管现在宋总长、王总长已经北上，但南北隔阂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泯灭的，甚至随时会因为某些问题而加大。如今有新中国党三位总长的鼎力支持，唐某终于可以稍稍安心了！”

孙元起道：“唐总理这是关心则乱！其实民国肇始，无论袁大总统还是中山先生都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通过普及教育、兴办实业、编练新军、铺设铁路等方式早日实现富强。在这个大方向上，两人的理念并无二致。要说南北之间有什么隔阂，只不过是在如何实现、由谁主导等问题上有所分歧，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对话、和谈来解决。我等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激化矛盾、构建交流平台、创造和谈氛围。”

如孙元起所言，袁世凯和孙中山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强烈渴望中华早日实现富强。虽然袁世凯在政治上走错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为国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诋毁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传统教科书中，袁世凯通常会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而被斥为卖国贼。其实，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胡适就认为《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相比之下，同样是“卖国”，孙中山不仅敢卖，还敢贱卖。敢于把猪肉卖出白菜价！对他来说。反正革命不成功，那些东西跟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至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再说成功的话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满铁株式会社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的所谓《中日盟约》，卖国程度与《二十一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袁世凯、孙中山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但他们在振兴国家这一点上是趋同的。只是由于知识背景、仕途履历、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再夹杂着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才导致最后他们兵戎相见不死不休的局面。

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真正能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圣人。而且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波谲云诡的政坛通常很难手掌重权。而把个人利益、派系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难成大器。正常情况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之间寻找平衡点，关键在于哪一边占多数。即便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在挪用经费修建颐和园的时候也未尝完全忽略过国家利益。

比较袁世凯、孙中山两人的生平行径就会发现，袁世凯是传统的中国士人，出生于官宦家庭，曾镇守属国朝鲜。生于斯长于斯，而且青年以后一直身居统治高层，相对来说，他更富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更注重国家利益。也更小心谨慎。

而孙中山受两广风气影响，青少年时期就景仰洪杨造反事业，后来在海外浪迹数十年，经常受到来自国内（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胁。加上穷困潦倒、漂泊无定、受人冷遇，内心里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时候甚至会压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数时间处于社会底层。对于包括领土、矿产等在内的国家利益没有多少直观感受，所以在利益冲突的时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