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何事公)

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动辄根据地域或生活背景，标为“x圌党”、“xx派”。这种风气在学界也存在。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之别，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留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上三四层：至于没留过洋的土鳖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留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搞得刘半农、向达等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要出国镀镀金。

而且这种风气也很明显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圌府在1928年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中研院就被欧美派牢牢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透。在迁台之前，两任院长：蔡元培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四年旁听生：朱家驿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

中研院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总干事，在前后十一任十位总干事中：杨杏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丁叟林，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双学士：

朱家烨，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任鸿隽，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李书华，法国图卢兹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萨本栋，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钱临照，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这十个人中，居然无一不具欧美留学背景，更有8人是获得欧美高校的学位。

相对于中研院的纯辉，在咽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就显得斑驳许多，这里面自然也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但更多的是被曰本留学背景和土鳖派渗透盘踞，前者如吴敬恒、周作民、崔敬伯，后者如顾领刚、卓定谋等，成为各自派别的自留地。

从这一方面来说，真应了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术圈也不例外。

孙元起想了想，便点头答应：“吟首所言极是。那就按你说的办！”

接下来，几个人在孙元起的指挥下，把李复几带来的参会人员名单按照所学专业分好，各个学科的学会也就随之变得一目了然。

农学只有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两个一级学会：医学也只有两个：中国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相对来说，理、工两科因为学的人多，分的也细。

就拿理科来说，就有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物学会等近十家。

至于工科，那就分得更细了，甚至在孙元起的建议下，即便没有学生，也搭起了中国兵工学会和中国核学会的空架子。

分好之后，大家开始着手准备各种讲稿，印刷会议文件。

在忙忙碌碌间，圣诞节翩翩然到来。

第一六四章敢告云山从此始

一六四、敢告云山从此始

1907年圣诞举办的这次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只要当时的参会人员后来还在科学界混饭吃，几十年后，都成为各自所在科研院所的镇山之宝；逝世以后，讣告里面也少不了“我国某某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某某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头衔。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无论是一夜之间成立学会的数量，还是参会人员后来当选首届中华科学院院士的数量，都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可以在科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至于这场“百会同建”的盛会，在科学界的美誉度直逼文化领域三顾茅庐、四相簪花、五子登科、七步成诗、八仙过海等的故事。

在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杂志社特意组织一批记者，专访了十多位相关的科学家，用特刊的形式纪念当年那场盛会。其中，题为《敢告云山从此始》一文是采访我国化纤工业工程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中国化工学会创始人之一吴匡时院士的。吴院士因为包括尼龙、腈纶、涤纶在内的数十种化学纤维，被国际学界誉为“化纤之父”，并被授予1940年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几位亲身与会者，所以他的访谈最为引人注意。现在特摘录部分于下，以飨读者：八十年前的今天，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内的四十五家科学组织在伦敦同时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波澜壮阔的序幕，也为今天华夏科学昌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八十年间风云变幻，中华大地日新月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更加怀念八十年前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盛会。

在北京冬日晴和的午后，《中国科学》记者一行来到化工研究所寓所内，拜见了德高望重的吴匡时院士。尽管吴老已经是一百零七岁高龄，但依然话语清晰、思维敏捷。在他回忆的指引下，大家一起回到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记者：吴老，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八十周年。为了纪念八十年前伦敦的那场盛会，我们《中国科学》准备制作一期专刊，向当年的与会者致敬。我们认为吴老作为当事人之一，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今天我们冒昧前来打扰，还望吴老赐教。

吴老：呵呵，能够和你们这些年青人一起回忆八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也是荣幸之至。

记者：八十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那时候吴老您正在法国？

吴老：嗯，不。那时候我还是24岁的小伙子，跟你们差不多。不过你们已经工作了，我还在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里面读书。你们，清朝末年我国教育非常落后，跟现在不能比，通常十岁左右才。这样一来，上到大学就得二十多岁了。

记者：巴黎中央理工大学成立29年，是法国知名的工程师学校之一。在当时中国教育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吴老能够就读于这样的学校，足见您天资聪颖、学习刻苦。

吴老：我能上这样的大学，关键不在我有多聪明、有多刻苦，而在于因缘际遇。我父亲吴宗濂，字挹清，号景周，是清朝的监生。他早年就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学习法语和俄语。毕业后就出任使馆的翻译和随员。在二十世纪初，曾先后担任驻法使馆秘书、驻西班牙使馆代办、英法比意德五国留学生监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后，才来到法国上大学。

记者：即便如此，当时能在法国上大学也是很了不起的。据说，在成立中国科技学会之前，您和俞同奎俞老、利寅利老、李景镐李老等人曾想组织一个学会？

吴老：是的。那年夏天，同样在法国学化学的希同兄（李景镐）深切体会到学术团体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便找到我们几个，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化学的组织。当时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留学欧洲的人也少，再加上我们毛头小子根本没号召力，只有通过同学、同乡和之间的相互介绍，经过小半年的努力，才勉强凑足十来个人，预备圣诞节在巴黎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

记者：后来呢？

吴老：到了十月间，我们获知百熙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要到欧洲来，大家都非常高兴，便准备邀请他参会。你们也，百熙从1898年开始便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并先后获得科普利奖、戴维奖、诺贝尔奖等重要奖项，奠定了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崇高地位。如果他能参会，一定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会的声望，推动学会的发展。

记者：在此之前，您有听过百熙的大名么？

吴老：当然听过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用的几乎都是百熙编写的教材。后来到法国学化学，教授听说我是中国人，还非常不解我们现在所用的教材，都是你们中国约翰逊教授的理论。你还舍近求远，跑来法国学习呢？”

记者：如果我没记的话，百熙是在当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抵达法国马赛的吧？那时候你们去邀请他的？

吴老：百熙是在十一月底到的马赛，不过我们当时没能去见他。

记者：为？

吴老：因为那时候百熙除了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还是湖北提学使，类似于今天副省长一级的高官，我们这些普通留学生哪敢随便去见他？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在他去瑞典的路上，让我父亲和他先通个气。那时候我父亲是驻奥地利代办，和他比较能说上话。这样等他从瑞典，我们就可以去拜会并邀请他了。

记者：从后来的情况看，你们的打算没有成功。

吴老：是啊，我们打算得非常完美，可是事情发展太出人意料。百熙先是考察德国鲁尔区的钢铁工业，之后直接奔赴瑞典，我父亲根本没见着他。等他到了瑞典，恰逢瑞典国王去世，颁奖仪式取消，他便急匆匆往回赶；等到了德国，英国又来电，说他得了科普利奖，催他赶快到伦敦，他直接从汉堡上船，这样我父亲又没见着他。

记者：这还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啊

吴老：那时候距离开会不到十天，我们也是措手不及。好在参与筹建化学会的俞星枢（俞同奎）、利寿峰（利寅）二位都在伦敦，便通过李泽民兄见到了百熙，说明了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