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大亨 (镔铁)

当然答案是没得选择的，车一到站，林逸就咬着牙，提着旧书飞一般地跑向前门，快速地上车，好不容易腾出一只手，把那枚攥在手里很久的硬币，迅速地投进了公共汽车上的投币箱里，然后转身下车，如释重负般地迈步走向了地铁站。

……

搭乘地铁，辛苦一路，终于回到了自己下榻的酒店。进了房间，林逸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检查那张意外的收获。

将那套1979年三联港版《李自成》从手提袋里掏出来，林逸开始翻找那张信札。

这本没有。

这本也没有。

这本还没有。

林逸火热的心立马就冷却下来，难道丢失了？他开始神经兮兮地紧张起来。之前把那信札重新夹回书本的时候情况太紧急，以至于林逸忘记到底夹在第几册中了。现在找了三本竟然都没找到，心中就觉得有点危险。

不过很快，当林逸拿起第四册的时候，随着手指的翻动，一张薄如蝉翼的信札，飘然露出真容。

原来在这里。

林逸这才松了一口气。

……

此时此刻，整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没有了那个监视着他的书摊摊主，也没有那些淘书看的顾客，他可以把这信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摆在面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毫无顾忌。

信札是红格稿纸，质地柔软，应该是那种老棉纸，信札的上头有“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字样，可见这种稿纸应该是作协内部的公用信纸。

在信纸上面，毛笔字楷行结合，龙飞凤舞，写着几段话，具体内容是

刘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联港版样品书，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对你给予此书出版的帮助，表示感谢。至于我与香港作家徐速的笔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会。烦事太多，易扰心碎，还是埋头搞创作的好。

如有机会，我会去香港一趟，届时定会与先生你会晤，到时可促见一面，促膝长谈。

在此，愿你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

信札的末尾，除了签名外，还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鲜红如火，印章上四个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见，说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写信人对收信人的尊重。

回过头来，首先林逸对这个收信人“刘以鬯”充满了好奇。这个名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林逸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却是香港那个歌手兼演员“刘以达”《食神》中的“梦遗大师”。

“刘以鬯”么？林逸连那个“鬯”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无奈，林逸只好打开酒店客房的电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字念“chang”，是个通假字，通“畅”。在古汉语中是一种祭祀用的酒。

至于这位“刘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坛教父”。

刘以鬯，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大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酒徒》则被拍成了《2046》。

怪不得觉得熟悉，林逸这才想起来很早以前看《花样年华》的时候貌似在电影片尾看到过这个名字，貌似是“文学顾问”。

不过刘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誉为“文坛教父”，除了他德高望重，资历比金庸，倪匡，蔡澜这些牛人还要高之外，在艺术成就上，他更当之无愧的香港第一人，作品获奖无数，《酒徒》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先河，而他本人又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

“汇丰作家”，是说他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他是严肃作家，是他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翻译作品。为什么这样，盖因他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姚雪垠写这封信给刘以鬯，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出版这套《李自成》，刘以鬯帮了很大的忙，尤其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文坛巨匠，刘以鬯的帮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够在香港开花结果，得到推荐和重视。

每个作家都爱自己的作品，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姚雪垠也一样，自己的“儿女”在香港受到刘以鬯的热情“招待”，自己当然要回信致谢了。

至于信中提及的“徐速官司”，则是香港和内地文坛的一件“笔墨官司”。

此事源于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涉嫌抄袭姚雪垠的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1958年著，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品相好的现在旧书售价300元；1959年台湾东方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120元；198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80元；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50元。

这部长篇小说是徐速的成名作，描写3位女性在乱世中同恋一青年，他优柔寡断而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仍是孤身一人。作者把3位女性当作真善恙的化身，歌颂了崇高无邪的爱情。

姚雪垠著《春暖花开的时候》，民国三十五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一二三册，品相好售价高达1800元；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属于“鲁璧文学丛书”系列）售价则是150元。

这部书讲述的是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一群热血青年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

可以说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却很类似，以至于在徐速生前，一直都不肯承认“抄袭”；而在徐速去世后，姚雪垠面对记者，明确回答：用太阳、月亮、星星比喻三种女性性格，明显受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启发。但从徐速作品的整个内容看，并非抄袭。姚雪垠公允的表态，终使这件公案落下帷幕。

……

纵观这封信不足两百来字，却极具收藏价值，首先，收信人不凡，乃是“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再加上“姚雪垠”这位历史小说“大神”，强强联合，价值就更高了。何况，依照这封信，可以查出这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友谊，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

其次，在信中有提及“徐速笔墨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了。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文人掌故的史学家来说，单单信上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对这场“官司”的态度，宁可埋头写书，也不愿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从而展现出一位文坛老前辈高尚的品格和积极创作的态度。

最后，就是那枚印章了，林逸查看网上所知，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只有签名，没有印章的。

印章作为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一直都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比如挥笔作画，挥笔写诗，亦或者与好友知音游戏时，才会完美地印盖上去。一般的书信来说，很少会有主动盖印章的，除非写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关系。

姚雪垠和刘以鬯就是如此。

在1979年之前，两人估计未曾谋面过，只是彼此知道对方的作品，欣赏彼此的文采，神交已久。这才使得刘以鬯竭力推荐姚雪垠《李自成》在香港出版。

反过来，姚雪垠要是给一般的熟人朋友写信，断不会加盖上这种私人印章，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没必要搞的那么隆重和正式。但写给刘以鬯就不同，加盖这枚私人印章，可以很好地说明姚雪垠尊重对方的态度。

这就是文人交往的细节。

细节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而姚雪垠与刘以鬯的命运之交，也从这封信开始。

只不过让林逸疑惑的是，这封信怎么会夹在《李自成》这套书中，又怎么会流落到深圳的旧书摊？

转而又释然了，深圳和香港本来就很近，至于这套书和信可能有很多缘故出现在这里，被窃，丢失，无意中丢弃等等。总之，现在到了自己手里，这就是缘分！(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九章.火爆信札

书和人是有缘分的，信札收藏也一样。

至少林逸认为如此。不过林逸此时更好奇的则是这封信札的具体收藏价值。

俗话说得好，凡是不懂问百度，于是林逸就快速地敲击电脑键盘，继而浏览各种网页，查找关于姚雪垠信札的拍卖情况。

很快，就找到了几处。

2006年6月4日，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姚雪垠致友人王国权书札，附封，底价1000元，成交价2000元。

2007年7月7日，北京德宝艺术品拍卖会，姚雪垠写给著名作家荒芜信札一通，底价500元，成交价4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