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 (wanglong)

“明白了。同志们，且不说指标完不成会影响我们在座每个人多少薪水，关键是公司两三万员工的生活如何保障。再进一步说，是公司如何生存下去。这不是说大话，而是冷酷的现实。说一句大实话吧，组织上把我们放在现在的位子上，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不能仅仅提出问题。我认为在产品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前，规模是决定我们生存的关键因素。对于我这个判断，大家同意吗？”

“我完全同意陶总的判断。相关指标是建立在120亿规模上的。相差四十亿，帐是没法子做的。”韩志勇立即响应。

“陶总，我必须说明，120亿的年初目标我是不同意的，这有据可查。但当时的主要领导执意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对韩志勇的进逼，李珞立即反击。

“情况确如李珞同志所讲，当时是有些主观臆断了，对形势的判断也过于乐观了。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又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总部有规模效益递增的要求，但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陶总，我建议正式向总部做报告，不是大家不努力，总要实事求是嘛。”郭涛主席接话道。

“唔，谁还要讲？”陶唐环视着坐在前排的公司领导，但没有去看助理和副总师们。

“我同意陶总的意见，收入指标是最关键的，劳产率跟我挂着钩，但没有收入，就谈不到增加值，劳产率也难以完成。”刘秀云发言，其实是废话。陶唐注意到李珞鄙视的眼神。

陶唐清了清嗓子，“那么，关键就是收入指标了。曾有领导建议向集团打报告来调整指标，我理解。毕竟关系着大家的薪水嘛。但是我很为难，下车伊始，劈头甩回去一份要求调整指标的报告，不合适。而且在时间还有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永远应当遵循的，如果到了九月底，情况依旧如此，我们再考虑报告问题。在此之前，指标一律不动，该怎么考核就怎么考核，大家同意吗？”

“同意。”对于陶唐的这个决定，所有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坐等是不行的。还是要谈谈主观努力。我又要谈营销部的报告了，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我们的干部在困难面前丧失了成功的信念，指标是不会完成的。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这恐怕是个真理。新军助理，除了营销部的那一大块，二级指标是如何安排的？”

“二级计划有。总额是1.2个亿。算是对销售收入的补充。”发规部主任刘新军答道。

“去年是多少？我说的是实际完成。”

“1.65个亿。”刘新军的数字倒是张口就来。

“为什么今年下调了二级指标？”

“主要是考虑任务量……”刘新军走入了死胡同，轻而易举地就被陶唐将了军。意识到自己的汇报出了问题的刘新军求助地看向了总经济师骆冲。

“讲不通吧？去年实际完成收入96.5亿。”不等骆冲开口，陶唐敏锐地指出刘新军汇报里存在的逻辑错误。

“是这样的，”骆冲解释道，“因为年初总盘子是120个亿，所以下调了二级计划。”

“不对吧？二级指标难道不应该跟实际完成走吗？一季度已经过去了，情况正在明朗化，为什么不调整二级指标？就生产能力而言，在平泉地区，还没有超过我们的。我估计，就数控机床的数量，我们可能占了平泉的半壁江山，如果论铸造锻造，我们说第二，平泉市恐怕没人敢说第一。这种情况下，基层的积极性不发挥出来是极大的失策。”

“陶总批评的是，我们下来立即研究调整。”骆冲的态度比较积极。

李珞没有吭气。陶唐把时间拖延到三季度末的安排令他不能提反对意见。他注意到陶唐和宋悦的区别，他其实愿意陶唐陷入到枯燥繁琐的业务问题中。虽然陶唐兼着总经理，对经营指标他是第一责任人，但作为红星这样规模的企业，陷入繁琐的事务中必然影响对宏观局势的掌控。宋悦就从来不去关注具体的数字，有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有一帮专门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助理、副总师及部门主任们，一把手管那么具体干什么？其实这倒不错……

“赵书记，您有什么指示？”陶唐扭过脸看赵庆民。

“我同意陶总对刚才三件工作、特别是指标问题的安排。同志们，在公司目前的情况下，大家要特别注意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嘛。我是搞党务的，对经营的情况不那么熟悉，但我提个要求，大家一定要团结在陶总的周围，一定要维护总经理在经营方面的权威，为今年指标的完成竭尽全力。”

“郭主席？”

“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了。”自会议开始，郭涛的脸色就一直阴沉着。

“好吧。最后讲几件琐事。第一是子弟就业问题。我来厂的第一天接了次信访，两个工人反映公司招收大学生进厂有些问题……”陶唐将张荣和吴桂生反应的问题简要讲了，“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不好表态，更不能决定什么。但人事问题关乎民心，不可等闲视之。这件事上周我已经跟刘副总通了气，我的意见是必须给那两个工人一个答复。公司如果严格执行了政策，就给他们解释清楚。如果公司确实存在执行政策偏离的情况，也要勇于承认错误，并且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意见来。我答应本周五之前给那两位工人师傅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刘副总，我交代你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此事，有结果吗？”

“有，本来下午一上班给您汇报的，可您去车间了。”

“那好，会后我们谈。同志们，子弟回厂就业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全国每年大学生毕业六七百万，有人说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尽管有些过激，但反映出就业形势的严峻。我们呢？一方面招收大量的临时工，一方面又将大批大学生子弟拒之门外，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不合理？能不能改变一些旧有的办法，大学生可不可以到一线去？比如数控机床操作，他们学起来肯定比民工强，也比技校生强吧？关键是待遇问题。你不调整待遇，一些岗位就没有吸引力。这个问题要抓紧研究，请刘副总牵头，尽快搞个东西出来。”

“我原则同意。这个意见好。”赵庆民点头。

“再一个呢，是上周发生的动力公司一位管道工因拆迁冲突致死一事。这件事跟公司经营确实没多大关系，人也是死在厂外的。但死者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事件中又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必须关心，否则怎么体现公司的存在呢？我的意见是法律办要介入，要在法律上给予其遗孀全力帮助。我在周六的时候跟东湖的唐一昆先生见了一面，说了这件事，他表示会关注。法律办要派人和东湖联系，争取妥善解决。如果涉及司法纠纷，法律办要积极介入。大家同意吗？”

“陶总，这个口子开了，是不是会有后遗症？”郭涛开口道，“我个人很同情死者，但涉及财产纠纷的个人案件非常多，如果都来找公司帮忙，怎么办？”

“赵书记，您认为呢？”陶唐看着赵庆民。

“原则上我同意法律办介入。但郭主席说的也是实情，我们不能不顾及后续问题。能不能由工会出面，一次性地给家属些补助？”赵庆民道。

“其他同志呢？”陶唐问道。

似乎感觉到了一二把手之间的分歧，副总们都不表态了。

“我同意陶总的意见。”排名最后的邱林看副总们都不吭气，发言道，“只有我们把职工当家人，职工才会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

“就是这个话。其实呢，我说的是态度问题。这件事其实更多是技术问题，法律办是搞法律研究的，我们给与职工的，只能是法律上的帮助，依靠的还是法律嘛。东湖实业如果能平息死者家属的怨气当然好了，那样的话就不必打官司了嘛。”

“我同意陶总的意见。”赵庆民对常文海道，“常主席，法律办是你分管的，会后立即照陶总的指示安排执行。”

常文海点点头。

陶唐轻咳一声，“同志们，今天会议的议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总经办形成一个纪要发下去。”陶唐扭头对坐在自己侧后的张兴武交代，然后正色道，“除了指标问题比较重要外，其余几件事，包括安措计划的启动，都不是很要紧的问题。今天请了组织部的同志列席参加，是要加强对中层干部的管理考核。根据我个人的一点经验，任何一级组织中，中层这一环节是非常关键的，企业尤为明显。特别是中层党政一把手，差不多可以决定事业的成败。高层一些决策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问题往往出在中层，也就是常说的执行力不强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局势又如此严峻，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执行力。前天去下面转了几个加班的单位，三分厂，七分厂，还有九分厂和十三分厂，发现一个现象，只有少数单位有中层干部跟班带队，大部分加班单位的中层都不在岗。这怎么可以？马总，”陶唐问分管生产的马光明，“难道公司允许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