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民国的特工 (睿士)

　　1921年，王亚樵接手安徽旅沪同乡会，号召皖籍工人入会，对抗资本家的剥削和租界政府的压榨和欺侮。因每次行动，王亚樵和手下皆持利斧，因此得号“斧头帮”。就连同时期的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惧让三分。军阀混战时，王亚樵积极与南方革命党联系，相继组织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刺杀事件，包括刺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等，并在此过程中结实戴笠和胡宗南，三人结拜为兄弟。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一扫而光、北伐中道而废，从而开始策划反将活动。

　　刺杀安徽军阀陈调元之后，王亚樵返回上海，又与杜月笙和张啸林展开龙争虎斗，王亚樵派人乘夜炸毁张啸林家后院墙，并派出数百人，手持利斧横扫杜月笙地盘及门人，最后，杜、张二人不得不请出黄金荣调停，主动赔礼道歉，事情才平息。

　　1933年，王亚樵组建“铁血锄奸团”谋刺蒋介石。此时，蒋介石为扩军对付西南反蒋势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米照捐”计划，增加财政收入。王亚樵遂召开反对抗议大会，发出通电，分赴各大城市请愿，发动安庆等地米商罢市。使蒋介石不得不撤销“米照捐”计划。

　　蒋介石随后宣布“安徽旅沪学会”为非法组织，命令戴笠严密监视王亚樵。

　　此后，王亚樵策划庐山刺蒋、刺杀宋子文等行动，淞沪抗战开始后，王亚樵召集部众成立“抗日决死队”，协助国军抗战，期间，轰炸日本海军“出云号”、消灭日军辎重队、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白川义则，轰动全国。

　　1933年秋，蒋介石通过戴笠拉拢王亚樵不成，遂悬赏百万大洋追杀王亚樵，王亚樵离开上海赴香港，临行前留书与戴笠，以示决裂。

　　此后，王亚樵多次组织刺杀汪精卫等汉奸，其中一次刺杀中射出的子弹致使汪精卫在九年之后毒发身亡。

　　1936年10月，王亚樵本打算北上投奔抗日根据地。但其手下余立奎被戴笠抓捕，戴笠胁迫其妻余婉君与王亚樵联系，将王亚樵引到广西梧州。10月20日，王亚樵赶到梧州，刚进余婉君的家门，便被特务撒了一脸的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但仍与特务殊死搏斗，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特务又残忍的将他的脸皮剥去，撤退时，将余婉君杀死灭口。

　　毛主席曾评价王亚樵其人：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注二：真实的历史中，王天木在上海叛变投敌后，出卖军统青岛站，傅胜兰时任青岛站站长，被捕后投敌，继而整个青岛站被七十六号破获捣毁。

　　本书因情节需要，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倒置，特此说明。本书为架空之作，创作主线就是因为主角的重获新生而导致历史走向的改变，所以请诸位读者大大勿喷，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请在书评区留言。以后本书中凡与历史史实不符的桥段，睿士将在作品相关中加以说明，以免误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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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第七十七章注释

　　注一：詹森。四川人，原名尹懋萱。詹森是军统锄奸团成员，惩奸除恶只需一枪，从未失手，纵横上海十里洋场，令汉奸叛徒闻风丧胆。1939年汪伪七十六号拉拢青帮大佬季云卿以为社会靠山，季云卿欣然同意，开始暗中支持日伪特务机关。军统决定对其实施暗杀，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詹森。

　　1939年9月19日下午，季云卿回家时，在帮众的前呼后拥下走向公馆大门，早已等候多时的詹森闪身而出，空手分开围住季云卿的帮众，一枪击中季云卿的胸口，待到帮众们反应过来时，詹森早已扬长而去。

　　季云卿被杀后，使得许多想投进日本侵略者怀抱的民族败类收敛了许多，沉重打击了七十六号的特务活动。李士群立誓要抓住杀死季云卿的杀手。

　　詹森完成刺杀任务后，本应暂时离开上海，风头平息之后再返回执行潜入七十六号安装炸弹的任务。但被南京路白玫瑰舞厅的一名舞女所迷惑，结果被出卖，落入七十六号的魔掌。

　　詹森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只有一句话“杀汉奸走狗卖国贼是每一位炎黄子孙天赋之责，岂要他人指使，吾恨不能杀光尔等崇洋媚日的汉奸走狗卖国贼！”1939年末，詹森在麦根路中山北路的一个树林中被秘密杀害。

　　☆、(十三）研究系情报组织

　　“研究系”情报组织始建于抗战爆发之初，由于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湖南长沙。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苦于缺乏情报常常对日军行动一筹莫展。1938年武汉陷落后，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主任，随后改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据史料记载，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衡山办了三期。后南迁至祁阳、零陵等地，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在游击干部训练班存续期间，按陈诚的旨意，在训练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分别是第二期的第五队和第三期的第十队。由张振国亲自兼队长，阮成章由第一期毕业后，留做了情报队指导员。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男女学生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信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其中的女生郭雅萍、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他利用这批学生，先后在湘北的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肖赞何、刘汉屏、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这些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陈诚“研究系”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

　　1943年夏，鄂西会战期间，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早已闻风后撤，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没来得及后撤，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因而对日军在宜都、松滋向五峰、长阳进犯的行动，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事后，张振国、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宝鼎”和“总勤”勋章。张振国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它设有主任、副主任(少将或上校级)和四个股(一股主管总务，二股管情报，三股管人事考核，四股管通信)、一个无线电总台、一个巡回教育组；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于是，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合计内外勤人员共有300多人，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研究系”的主要骨干俗称“三头六臂”，被称为“三头”的分别是张振国(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阮成章(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及刘庄如(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六臂”指的是杨大和(国防部二厅办公室副主任)、陈寄生(武汉稽查处处长)、李铁生(武汉稽查处副处长)、余诚(情报学校处长)、周伯达(海军情报处副处长)、阮更生(昆明稽查处处长)。

　　“研究系”是在国民党“军统”与“中统”两大特工派系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脱颖而出，先后在国民政府据有九战区、六战区、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军政部、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开和秘密情报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控制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总之，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也就是“研究系”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而“研究系”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正式名义”的组织，究其原委，正如阮成章所说：“我们今天羽毛未丰，组织还未定型，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军统’对我们的排挤，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

　　据史料记载，1945年至1947年为陈诚的“研究系”势力发展迅速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系”特工的势力不仅遍及华中地区，而且在华北、华东、西南以及沿江沿海等地的重要港口，甚至一些人迹罕到的海岛，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在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昆明、武汉、广州、青岛、厦门、福州、台北、沙市、宜昌、九江、安庆、镇江等地，“研究系”都设有控制的据点，在各地的特工情报人员总数超过1000多人，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工集团。

　　陈诚的“研究系”既非军统，也非中统，亦不属国防部二厅，开始时甚至也算不上是一个定型的组织，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研究室。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人们都把这帮特工统称之为“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