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当雍正穿成纣王 (绯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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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已到，天色也晚了，雍正与女娲娘娘道罪告了别，便领着一干大臣和宫人浩浩荡荡的回了宫。
　　帝辛得女娲娘娘看重，并现身与其相谈一事在他们离开女娲宫时便传了出去，而雍正回到宫里时，几乎整个朝歌都知道了此事，纷纷对帝辛歌功颂德，称其必是仁君德帝，更有甚之，还说帝辛是轩辕黄帝转生，这才得了女娲娘娘的青眼有加。
　　但这些赞誉都不能进雍正的耳朵里，又或者说，他没有心思去听，毕竟不是谁在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注定的亡国之君时，都能冷静的下来去思考的。
　　每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与一个女人有关，上古的夏、商、周三代也不例外，正如夏桀时的妺喜，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
　　可是雍正是清朝的皇子出身，自然不能听信那些民间传说，他只知道成王败寇之说，而胜者，可以书写他所希望的历史。
　　而纣王帝辛的事迹，就被上书房的先生顾八代做为例子教导过。
　　顾八代曾经说过，那纣王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而且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
　　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纣王去打东夷，把那个部族征服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之所以自杀了，是他宁死不投降。⑴
　　此间种种，可见顾八代对商纣王的另眼相待。
　　而顾八代还跟皇子们分析过纣王失败的原因。
　　《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代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
　　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顾八代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⑵
　　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
　　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
　　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
　　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那么，在周人的历史中，帝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罪状又有哪些呢？
　　周代的官方书没流传下来，而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典《尚书》中，有三篇记录帝辛罪状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一篇是《牧誓》，商、周牧野大战前的战斗动员令，一篇是《武成》，是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的祭文。
　　关于《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之争，有古文《尚书》的真伪的大争论。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
　　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比如说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
　　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的《讨武盟檄》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
　　在《尚书·武成》时，所描写的是：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而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难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
　　（《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
　　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不仅令人想起了前人关于这责状况的议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
　　‘其世愈后则其传闯愈繁’正是基于此。
　　第一，可说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⑶
　　帝辛被“千年积毁”的过程，可掂量其罪状的真伪与可信度。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
　　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比如神棍，比如是商王朝的贵族。
　　周人倒是可以理解，而那叛徒内奸，以及贵族又为何要抵毁帝辛呢？
　　究其根本，不过是因为帝辛想要改革，所以触及了贵族和内奸神棍的利益罢了。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
　　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
　　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