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 (Yorick)

　　——为什么，这句话是在问女法医，也是在问他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豁出一切去接近命悬一线的岳无缘，为此甚至愿意丢下自己的未来。作为警察的理性告诉他，这是幼稚冲动的表现，也就是心理素质不过关。就像很多年前他的老师对他说的——像他这样情感丰富的小子根本不适合当警察。
　　所谓的正义执法者可不是幼稚少年眼中高高在上的英雄主义，那份威风凛凛背后有很多看不见的坎坷，首当其冲就是执法者需要强大的情绪控制力。而花常乐呢，直到他坐在女法医的车上才认清现实——他在自我与本职的博弈中一败涂地。
　　女法医还是看着前面，像是什么也没听见。
　　前面的车距离他们的视窗越来越近，最后快要贴上他们的车头。交通堵塞让他们无法前进，这时候女法医才正面回答问题：“那孩子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死掉了，大巴在高速路翻车，全车乘客无一生还。”
　　花常乐问：“那孩子是你的亲戚吗？”
　　“她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她说：“那时候我在外省负责那个案子，她在外面等他的父母，实际上她的父母已经死了，完全没有回来的可能，但是她无处可去。我还记得那天，和今天很像，雾蒙蒙的，看着就要下雨了，她带着作业来做，欠了一周的作业，一沓数学卷子，她坐在大厅那里，把草稿纸画得乱七八糟的，却一个数字也写不出来。后来，我收养了她。”
　　“你把她当女儿吗？”花常乐本想说“代替女儿吗”，最后还是没敢说出口。
　　女法医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愣了片刻，才说：“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前面的车子动了。
　　女法医继续驾驶，但是不再沉默，也许是“女儿”一词勾起了她的回忆，她开始叙述一段往事：“十多年前我就是法医了，专注于工作，兢兢业业，后来有一天，我女儿被绑架了。我以为我的丈夫会救她出来，我相信他，那时候我相信他——我就是一个傻子。也许那时候……如果那时候，我擅自离职，虽然也没法救出我的女儿，但是至少我能作为一个母亲为她努力。但是我没有。那个混蛋也没有。”
　　花常乐小声说：“我能理解。”
　　女法医没有看她的听众，她望着前路，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停下。
　　潮湿的地面反射水光，看得出这个片区之前下了大雨，现在也说不准之后的天气怎么样，那乌云还在他们头顶上。前面人来人往，与他们无关，行人踩在斑马线上，泥浆打在褪色的牛仔裤上。
　　女法医说：“口头理解不算真正的理解，我也不需要理解，我只是想，如果有一个机会，我不会再做那样的选择。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我这么说，我这么做，我承认我是个蠢货。我想救那个孩子，不是因为我是她的‘母亲’，原因很复杂，我不想知道，也不愿去想，我只是想做。”
　　行人走完了，但是红灯还没有变成绿灯，她毫不犹豫地踩了油门。而这知法犯法的行为被前方闪烁的监控器照了下来。
　　花常乐想提醒她，话到嘴边又吐不出来，他知道，她也知道，事态紧急。这一刻，他倒是希望自己想着岳无缘——只想岳无缘——而不想其他事情。多余的信息让他心乱如麻，他的意识就像头顶欲雨的乌云。
　　花常乐靠在窗边，对着外面转瞬而逝的商铺和居民楼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也许是别人，也许是他自己。
　　“我也不知道。”女法医说。说完，她脸上浮现出隐隐的苦笑。
　　这种尴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下车。
　　他们运气不差，到场的时候正好躲过了交通管制。现在周围的车道都在管制范围内，外圈路况堵得一塌糊涂。事发突然，警方必须减少这里的群众，但是就算他们在努力疏散，现场的人还是很多。
　　围观的群众被拦在警戒线外面，人挤人，像是要挤出肉渣一样。人质的家属冲在最前面，里面甚至有几个老人，他们哭得声泪俱下，余音都在不安地颤抖。他们的亲人在图书馆里面，但是现在他们连叙述自己痛苦的心态都很难。痛苦像是不透气的塑料膜，包裹着他们的心肺和喉咙，那些绝望的字词被复述了千万次，活像一颗负重的恶性肿瘤。
　　女法医拖着花常乐挤进去，一边在人潮中前行，一边让花常乐交出证件。到了警戒线的前面，她掏出两人的证件，谎称是来增援的。花常乐心虚了，他不知道方正乂他们有没有调查监控发现他们擅自离职到现场，他害怕对方已经给这边打了电话。
　　幸运的是，现场执法的警员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花常乐松了一口气。
　　进了管制范围，花常乐才发现往日一丝不苟的女法医竟一头狼藉。但是她没有在意自己的形象问题，走路过程中随手抓了抓头发。
　　到了前台，她冷静地询问：“现在情况怎么样？谈判人员到了吗？”
　　在前台站岗的警员说：“还在谈，情况比较复杂，绑匪是一群失业者，他们劫持图书馆的读者就是为了报复社会，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活下去也想拉着别人一起死，还要死得惨烈。他们手里还有炸药，先别管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我们得先确认人质安全。”
　　女法医问：“好的，谈判人员在什么地方？”
　　警员指着楼梯，说：“那边。电梯已经停了。”
　　女法医准备直接上二楼和谈判人员交涉，走到没人的楼梯，花常乐才拉住她。
　　“你到底想干什么？”花常乐有些慌。
　　“救人，”女法医说，“我去和那边的谈判人员说一下，让他们通融一下，让我去把那孩子换出来，我是专业法医，劫持我比劫持一个无亲无故的女高中生有价值。他们会同意的，他们会同意的。”
　　这时候，花常乐明显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但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你先冷静，我们想一下怎么救出他们，我弟弟也在里面。”
　　她的嘴唇干涩而苍白，憔悴的面容和凌乱的头发夺去了她往日的光彩，但是她的声音像是银色的钢骨架。她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想到……我活了三十多年，而那个孩子还有几个月才成年。”
　　花常乐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跟着她上去，他默念着岳无缘的名字。从他上车时候开始，他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
　　到了二楼，专业警员还聚在一起等谈判师思考对策，危急时刻，他们不能慌乱，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但是不能慌乱。花常乐和女法医走过去，也是这时候，有个东西从他们旁边的中庭上空掉了下去。
　　那是一根血淋淋的手指。


第十四章 局外人（三）
　　那根手指增加了所有人的压力，时间又过了一小时。按照反劫持制暴战术，谈判手应该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控制场面，但是这次不行。花常乐没有过去和谈判团讨论，他只是远远地看着就能感受到谈判手的压力，尽管如此，那边的谈判手还是稳住了心态。这个面相随和的中年男人有理有据地分析劫匪的心理特征试图找出应对方式。
　　“有七位犯罪行为人，都是同一家企业里被突然裁员的员工，履历各不相同，高到担任部门经理，低的是流水线生产工人。但是他们组织参与这次犯罪活动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个体受挫，引发憎恨心理。有六个人质被他们劫持，每隔一小时，他们就会被犯罪分子切断一根手指。”
　　谈判手正在叙述现在的情况，对方定时伤害人质的行为给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图书馆内的电量供应已经被切断了。当前，劫匪占据了四楼书库，和谈判手交谈主要是依靠扩音设备。
　　女法医过去问了一句：“他们想要什么？”
　　谈判手说：“从行为来分析，他们是渴望回到正常生活的，我们也在尽力以对方的心理需求与他们周旋，但是很不幸，这没有用。调查组沿着身份证信息调查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发现这些犯罪行为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失去了家人。离异、丧偶、病逝、意外死亡……一系列悲剧把他们逼成了亡命徒。”
　　“大部分亡命徒都是这样，”女法医说，“我有一个请求……”
　　她还没说完，花常乐就拉着她到一边。
　　花常乐说：“我们应该计划一下。”
　　她一把推开花常乐：“没这么多时间等你计划了，再不行动，再过一小时，他们就要切下她的手指了!”
　　“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计划。”花常乐做了一个深呼吸，但是女法医没心思听花常乐的计划。那根血淋淋的手指已经击溃了她的理智。
　　她走到谈判团那里，说：“请让我去交换一个人质，那里面……”
　　还没等她哽咽着说完，花常乐便接着说：“刚才我和这位女士商量了一下，决定用我们的人去换人质。当务之急是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然后击破犯罪分子的心理防御，使他们放弃犯罪行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和犯罪分子沟通困难，如果我们在人质中，我有信心能说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