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舒伦堡在帝国末期为挽救犹太人和促成谈判做出的努力，他没有被列入纽伦堡的审判名单。直到1948 年1 月，他本人才开始受审，审问持续了15个月，美国军事法庭宣判他只犯有两项罪名，而且考虑到他在战争后期曾帮助集中营的盟国囚犯脱逃，又减轻了判刑，所以他最终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45年7 月算起。但这时候舒伦堡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所以他刑期未满即因病获释。出狱后，他避居瑞士，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迷宫》。但瑞士当局并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这么一个第三帝国的前间谍头子，于是要求他出境，他不得不迁居意大利。
“……这位可怕的安全局局长自己就是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整个Nazi的情报工作当中，他把我摆布的像棋盘上的一颗小棋子……”当舒伦堡写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停住了笔，又想起了海德里希。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在单纯的回忆起这个人了，而是在借机回忆自己过往的辉煌，回忆最初如履薄冰，最终大权在握的人生，当然，还有那青涩天真，却不乏真挚诚实的情感。现在，自己已经找不回曾有的诚实了，即使在回忆录里也是如此，巧言矫饰变成了一种可怕的习惯。不过，也许自己并不需要忍受这种习惯太久。想到这里，舒伦堡轻轻咳嗽了两声，露出一个孩子气的微笑。
就在他出狱的第二年，1952年3 月，舒伦堡病逝于意大利的都灵。
而在纽伦堡，因为担心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可能错误利用1945年8月8日伦敦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减轻或改变纽伦堡法庭的判刑。英国工党内阁于10月7日晚些时候给委员会的英国成员，空军元帅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下达指示，要求他从政治角度和国家利益考虑，不改变纽伦堡审判的结果。
就这样，管制委员会的会议还未开始就已经得到了结果。美国委员一开始还同意了约德尔的请求，将绞刑改成了枪决，但最后又全部否决了。消息传到犯人那里，引起一片哀叹。既然如此，戈林就要想办法另谋出路了。他听说新闻记者和摄影人员都将应邀观看绞刑场面，这样就可以推算出执行绞刑可能安排在16日。这个消息对戈林来说至关重要。
他开始静下心来写自己的遗言，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留有一颗装有氰化物的黄铜胶囊，并且得到了坚定的保证，保证他能得到这颗药。而他写了三封信，作为给盟军的最后一次恶作剧和嘲讽。这三封信的落款都是10月11日。这意味着戈林不可能把信放在j□j室里5天，因为一旦信被发现，看守就会立即搜查他锁在别处的行李，他的计划就会惨败。因此他更可能把信委托给一位可靠人士，当然还得是一位美国人，而且能在最后时刻进入j□j室。这个神秘人物会是谁，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比较可能的猜测是监狱的保健医生普夫卢克。
而这些信现在依然留存着。第一封信是在奚落监狱自以为是的安全措施：
“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
致指挥官
自从我身陷囹圄以来，身上一直带着毒药胶囊。进入蒙多夫以来，我有3粒胶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里，一旦检查，即能发现。脱衣服时，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时就重新收藏起来。在蒙多夫和这里的j□j室我藏得很巧妙，虽然经常进行彻底检查，但都没被发现。法庭审讯期间，我把它藏在高统马靴里。
第三粒胶囊仍在我的小化妆盒里，藏在盛皮肤霜的圆盒里（上面有乳霜覆盖）。如果需要，我在蒙多夫可以带更多。那些受命检查的人无可指责，因为几乎不可能发现这粒胶囊。纯凭运气。
PS：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说管制委员拒绝将绞刑改为枪决。”
而第二封信的笺首印着“大德意志帝国帝国元帅”，上面注明的日期也是“纽伦堡，1946年10月11
日”，这一次他写道：
“致盟军管制委员会
我本该让你们立即枪毙我的！但企图绞死帝国元帅是不可能做到的！为德意志着想，我不能允许这样做。除此之外，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巴将军的自尽方式。赫尔曼戈林。”
而在这张信纸的背面，他接着写了下去：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你们会判我死刑，因为我一直认为审讯永远是战胜者的政治伎俩，但为了我的人民，我希望走上法庭，我至少希望能像一名战士那样死去。在上帝、我的国家和我的良心面前，我认为自己不应受敌人法庭所强加给我的谴责。”
而最后一封信，他写给了他的妻子，在信里，他这样说：“……在考虑成熟之后，在向上帝真诚祈祷之后，
我决定自尽，不给敌人绞死我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枪决，但大日耳曼帝国的帝国元帅不能允许自己上绞刑架。更有甚者，执行绞刑时新闻记者和摄像人员在场，就像一次壮观的场面（我认为摄像人员在场是为了拍新闻片）。我想远离公众的耳目静静地告别人生。在向你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从那之后
我心里非常平静，我认为死亡是最后的解脱。我认为这几个月的铁窗生涯让我拥有了摆脱纷乱尘世的办法。他们始终没被发现胶囊，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仁慈地让我避免了痛苦的结局。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埃达，及我所爱的朋友们。我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将标志着我们伟大和永恒的爱……”
作者有话要说：娘娘写给老婆的信真心感人，娘娘和老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让人内牛。老婆问娘娘：你就不相信我说的，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吗？娘娘内牛满面：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然后告诉老婆，不要再写信了，我也不写了。真心很泪奔。六六去瓦尔哈拉报到了，嗯，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某只活的很久的邓乖乖毫无压力~~
801 绞刑（中）
每当放风时听到《睡吧，我的小宝贝，睡吧》这首曲子的时候，凯特尔就会堵住自己的耳朵。这首歌让他想起了他已经死去的孩子。这会让他感觉格外难受，但又带着点久别重逢的欣喜，毕竟不久之后他也要去同一个地方了。不过凯特尔依然不认为绞刑是个可以接受的判决，虽然他别无选择。他写着自己的回忆录，感叹为什么自己不在720爆炸的时候死掉，这样自己就是一名英雄了，还可以享有国葬。或者在自己刚刚被捕的时候，那时候的看管不算严密，自己有好几个小时处于无人监守的状态，那时候要自杀也很容易。可自己偏偏要等到这个时候，等待着绞刑来侮辱自己军人的最后尊严。
戈林也是这么想的，自从知道了上诉被盟军管制委员会驳回后，他就带上了一种冷漠。他躺在监狱的小床上，询问医生是不是没有一点可能能让自己面对行刑队。回答当然是绝不可能。“那好吧，”戈林漫不经心的耸耸肩，“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听说美国人的枪法很不好。”
邓尼茨对自己的上诉没有获得减刑而感到格外郁闷，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海军元帅雷德尔，虽然他们两个人郁闷的原因大相径庭。雷德尔实际上希望自己能获得死刑，他对美国医生说过：“我要么上绞架，要么吃枪子儿。我自己倒是想吃枪子儿。在我这把年纪，我可不想蹲监狱。”虽然同是海军，但他和邓尼茨现在的关系冷淡到几乎一句话不说，自从俄国人在法庭上宣读了雷德尔写的《莫斯科声明》后，他们两个本来就谈不上热络的关系瞬间降至了冰点。在声明里，雷德尔批评邓尼茨“骄傲自负”，“领导德国海军几乎不称职”，而且在接任国家元首后因为继续抵抗的问题而“弄得洋相百出”，尤其是当他向希特勒青年团做的演讲，那次糟糕而拙劣的演讲让他被冠上了“希特勒男孩”的外号。邓尼茨对此的回应是私下里的大发脾气：“什么‘希特勒的男孩’？我怎么就没听过这个外号？分明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吧！这个嫉妒的老男人！”他们两个一想到要和对方在一起服刑至少十年，顿时都觉得还不如给自己来一枪要来的痛快点。
被判处死刑的约德尔如果知道了邓尼茨和雷德尔的想法，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虽然他对自己的判决结果不能从绞刑改为死刑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但他的内心还是波澜起伏。当监狱理发师为他理发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他桌上有一张已经褪色的照片，上面是一名怀抱婴儿的少妇。他询问约德尔这是谁，是他的妻子吗的时候，约德尔回答这是他和他母亲：“我要是在那时就死掉该多好啊，免得蒙受这么多悲伤和痛苦。坦白的说，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10月14日，星期一。监狱的早晨显得很喧闹，但戈林却没有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依然躺在他的小床上。当他应付走了一波又一波的看售后，他把手伸进了通向抽水马桶的抽水管的凹处。从那里，他摸出了一枚又冷又硬，有双保险的子弹壳，那里面盛着一小瓶氰化钾。这种象征死亡的东西现在却能给他最大的安全感，他将它紧紧握在手中，深深吸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