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 (向小舜)

　　在两种情况下，都当真无法说你真的经历了它们，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自己都无法确定它们的真实性，而第二种情况是你都已经把它们忘记了，忘记了它们当然就不是真的了，也没有存在过了，因为你无法知道你已经忘记了，忘记的是什么，不然，你就还没有忘记。
　　你必须把你这些经历讲述出来得到他人的认可、相信、理解和接受，你才会相信你这些经历，相信它是你真的经历过的，而不是你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的虚构或幻想。但是，他人的脑子里仍然是为“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左右的，你这些东西如果无法通过他们脑子里的这些意见，你的讲述只会遭到抵制、冷漠、抗拒、排挤等等，搞不好你完全有可能被当成疯子或罪人而被他们“隔绝”起来，你说什么都没有人听也没有人听得见了，或者是，你说的权利都给你取消了。
　　听起来好像我们对“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有微词似的。不是这样的。“公众”和“主流”的意见难道就不是真理性的吗？说实在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怀疑过——现在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时仍在这样怀疑——当初那些“经历”，它们还真的可能是我神经病的幻想而已，特别是那些明显违背“物理规律”的“经历”，完全有可能是真没有过的，要么是我神经病的幻想，要么就是神经病的虚构。不管怎么样，我们头脑里那些“公众”和“主流”的声音，完全有可能是真正真理和理性的声音，它们的存在给我们设置一道强有力的栅栏，使我们免于越过不能越过的界限，这些界限越过了，可能就意味着滑向迷信、愚昧、疯狂、病态，滑向虚无、堕落和神志崩溃，或者滑向沦为世界、社会和人类的敌人，沦为货真价实的怪物或人面妖魔鬼怪，一旦成了这样的人你也就只有灭亡了。老实说，我在这种真心诚意的怀疑中，冷汗就淌了不少。
　　我穷经皓首，也就为了弄清楚我脑子里这些“公众”和“主流”的意见它们是否如它们表现的那样是真理的表现。我得承认，到我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时，都还没有完全确认我脑子里这些“公众”和“主流”的意见它是或不是，有多少是多少不是真理。不仅没有确定这一点，还发现，如果我们的脑子真被“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控制了，你就是想有那些不能为这些意见所认可、相信、理解的经历和经验，哪怕它们只不过是神经病、是错觉、幻觉和臆想而已，也是不可能的了。被“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左右的头脑，就是正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只有这样的头脑才是正常、清醒、理性的头脑。我当年之所以有那些经历，只不过是因为我有脑子正如爹所说是一片空白，还没有置入进“公众”和“主流”的意见。而我之所以确实无法确定当年那些经历的真实性和意义，至少无法完全确定、无法真正确定，就是因为能去做这个确定的只可能是现在的我，不是过去的我、不是童年时代的我，因为那已经只不过是我的记忆而已了，而现在这个我的脑子是受“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左右的。
　　我得说，我还真无法确定对人来说，他们的头脑，从“一片空白”变成为装满“公众”和“主流”的意见并为其左右，它就不是一件好的、极端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有可能，这对人是非常之必要的，不然，人完全有可能向各种可能的歧途滑去，这歧途包括，极端的非理性、疯狂、病态，无法正确辨别真实和虚假，无法区分幻觉和实在，甚至于无法区分梦境和现实，等等等等。
　　从我开始写当年这些“经历”到我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的今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经过那么多曲折，我最后还是把当年这些“经历”和“经验”写出来了，而且，在哲学上和逻辑上，也相信自己有了一些理解。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确定它们是真的完全有过的，它们当真不是我病态的虚构，它们本身就完全是或至少基本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我读了那么多哲学文本，古今中外的哲学大家几乎都有所了解，对有一些哲学的阅读是相当深入的。但是，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对当年那些“经历”理解并没超越当年我在经历它们时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有了这样的理解，我还是无法确定它们是我真的有过的经历。
　　在电脑前打这几行文字的我，是一名从事商业活动的销售经理。我当过多年的教师，其中有几年是爹当年那种民办教师性质的教师。在写这几行文字的两年前，我回老家去办理一种手续，按照官方的相关政策，办了这种手续，当年我当这几年民办教师就会得到一点点承认并给予一定的金钱上的补赏。办这个手续时，因为我缺少证明自己确实当过这么几年民办教师的证据，官方说如果有时任校长的直接证明就好了。我这几年当民办教师的生涯，时任校长就是任校长，他也就是当年我被“总负责老师”们弄得走投无路，爹特地买了两瓶酒提上去求他，希望通过他把我从“总负责老师”们的手心里救出来，但他却一口否决了的任校长，也是后来在我“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的最后一天专门召开针对性极强的师生大会、在大会上向我们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则在他的脚前表演我可以真的如鬼神般在阳光下没有影子的游戏的任校长。我说当年我的校长是任校长，而他应该早就作古了。他们多少人惊呼你这人真是，人家还健在，活得可好呢。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尽管本不该这样奇怪，算起来任校长如今也才八十多岁，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健在的呢？我又说，他在哪里也没人知道，我如何去找他呢。他们笑我谁不知道他住哪里呢，我开车去或赶车去一两个钟头就到他家了，他人可好了，见过去的同事或下属来访，就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其实，我这么说任校长，还没有说出自从再没看到他以来我就有的那种感觉：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个人，要不，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而既然见不到他，我就不能说这个人他存在或存在过——潜意识中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老实说，听说任校长还健在，我还这么容易就能见到他，突然间还真有一点说不出的什么。得承认，这种说不出的什么里面包含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升上心头：这么说我还真能见到他，而能见到他我就不能否认真有他的存在？而真有他的存在，当年，爹提两瓶酒去求他，让他把我救出“总负责老师”们的手掌心，有这事吗？当年我有过“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吗，并且任校长还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年“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是否至少大体上是我还记得的那样子？既然有这么个人存在，我还能见到他，那么，我就无法否认当年那些“经历”的真实性了，当我见到他后，是否会由于这个原因而产生一种梦魇般的或鬼魅般的感觉？
　　我买了一点礼品去见任校长。见到他后，他果真如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身体好，神志清醒，过去的事都记得，人也很热情，看不出他都有八十多岁了。当然得聊一会儿才能进入正题，而且我也喜欢和当年的老校长聊一会儿。聊的都是家常话。聊着聊着，他缅怀往事，突然说：“你张小禹呀，是个小学生的时候，还真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我其实已经把听说他还健在和我很容易就能见到他而突然涌上尽头那点点和过去有关的东西忘记了，见到他后既没有想起当年那些事情，也没有产生梦魇或鬼魅般的感觉，经他这么一提，虽然我没有接他的话题，也不会接他的话题，但我心头又突然涌起一种东西，而且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我都在反思当年的这些经历，企图理解它们，但实际上，我仍然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一种与我无关的、虚幻或虚构的东西，只在这一瞬间，我才感觉到了它们有可能是真的，是我真经历过它们，它们也许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反思和更严肃的对待，而我这些年，表面上看在反思它们和严肃地对待它们，实际上我不过是在逃避而已。
　　说来也就有这么奇怪，几十年没有见的任校长仅见一面就让我感觉到当年那些“经历”可能不是虚幻的，这些年我过的是一种本真的、背叛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不敢承认真实，不敢把真实完全当成真实，没有真正面对真实，但是，“总负责老师”，我们叫他钟老师，一直在我们公社的中心校，我们公社改变为镇了，他还在，我和他还共事了多年，我教了二十多年书，二十多年都和他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很少因为看见他而想起过去，想起当年的“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就好像他与我当年的“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是无关的，我在作品中写他，写他给留下的那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好像写的是与他无关的人和事，他的存在并没有使我对“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还有类似的那些经历，多一些真实感，在电脑前打这行文字时候，我的感觉是如果他的存在能够使我多一些这类真实感，我对当年那些“经历”和“经验”的反思也许会更深入一些，而它们的确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反思和更严肃的对待，最起码，我能给出，仅仅是对自己给出它们到底是不是我经历过的、是不是实际发生过的的确切答案，而老实说，到现在为止，从我的心理状况来看，我还真没给出，仅仅是对自己给出这样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