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的公交车路过一间玩具店，里面在卖玩具枪，他很想要一把，哪怕不是真的，他想要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他说他想回阿富汗，哪怕随便死在什么偏僻的地方也好。
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他非常抗拒。医生说他这是抑郁症，他开了很多药，一回到家奥列格就把那些药全部扔了，他骂我可怜他不理解他，认为他是精神病。我们大吵一架。我离开公寓去学生家上课，到晚上回来我在家里没有见到他，急忙出去找，在两条街之外才听到他凄惶地喊我的名字，他缩在消防栓的下面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脸上脏的要命，我带他回去洗澡，给他热东西吃，抱他睡觉。
那段时间我惴惴不安，一看不见他我就觉得他可能要自杀。我们放弃了市中心的公寓，在离他医院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一间便宜点的小房间，没有热水，也没有浴室，只有公共厨房和卫生间，但价格非常实惠。
我换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每天早上五点钟去送报纸，七点半回到家奥列格刚好起床，然后我陪他去医院，他在训练的过程中我睡一会儿或者写点东西，下午我们一起回家。晚饭后我在附近的印刷厂里打工，可以赚一点钱。回家就睡觉，第二天四点半起床。
事情在夏天的时候稍微有了一点转机。
一个叫希施金的人找到了我们。他坐在轮椅上到医院来看奥列格。他们谈了很久的话，奥列格那天显得心情好了很多。希施金表示他可以每天陪奥列格复健，我看得出他是个不为生活发愁的人，于是我答应下来了。他每天早上来接奥列格，晚上送他回来。
这样我的负担减轻了一些。我想起阿布拉莫维奇的忠告，离文学报休刊已经近一年，我需要好好想想我的出路问题，打零工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我向其他几家报社投递了一些在阿富汗写的稿件，经过前任主编介绍，我顺利进入青年报做编辑工作。
收到录用通知的那天我们庆祝了一番。奥列格能抛球了，他的手腕开始恢复力气，他有时候会自己整理整理房间。我买了酒我们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做爱，奥列格抱着我睡觉，我才感觉到那个冬天的寒冷终于过去了。
恢复正式工作之后我咬牙请了一个护工。说实话我很嫉妒那个叫希施金的人。有一次我看到他和奥列格在一起欺负医院里其他的复健军人，我上去说了两句，可他们不以为然，像是站在统一战线的战友。奥列格仍然认为我不能理解他作为军人的理念和生活。我只是有些妒忌，有希施金在的时候我觉得我才是被排挤和多余的那个人。
为此我做了一件龌蹉的事情。我请了一个护工，然后找希施金表达了我不需要他再陪奥列格去医院的意思。他似乎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是借口不应该麻烦他这么长时间。奥列格知道后与我发生了争执，我只能说我吃醋了。虽然我觉得丢脸，但是总比让我看到他们俩天天腻歪在一起强。奥列格妥协了，希施金只有周末来看他。
87年的列宁纪念日前夕，文学报终于副刊。主编希望我能回到报社，他想聘请我做主笔。我辞去了青年报回到了文学报工作。
圣诞节后奥列格终于完成了他的复健，被允许不用每天去医院了。他想要找一份工作，但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要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他。一开始他去做工厂保安，可他太暴力了，于是很快就被解雇。他仍然要和这个这个正常社会磨合。
我厚着脸皮写信给阿布拉莫维奇，希望他能够为奥列格介绍一份适宜的工作。我们并不要求富贵，只是希望有一份妥当的尊严。他很快回信，并且介绍奥列格到莫斯科青年军校做辅导员。那里都是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他们崇拜他，尊敬他，的确是个很合适的地方。88年的春天，奥列格通过试用期，正式成为了军校的辅导员。
我们搬回了莫斯科市区的小公寓。奥列格用他第一个月的薪水给我买了一双皮靴。这两年冬天我没有换过鞋子，我那双靴子是去阿富汗之前就穿上了的，因为内里的衬毛掉光了，脚上生冻疮很厉害。我很感动，他看上去虽然粗暴，却对我展现了难能可贵的细心。
4月，母校给我们发来同学会的邀请函，我们回到了中学时代的学校参加同学会。
那天早上我起床准备早餐，奥列格打开电视把楼下洗好的衣服拿上来晾。我听到电视机里在说日内瓦协议的事情，我把面包端出来让他去拿花生酱。电视里在放，日内瓦协议达成了。戈尔巴乔夫说，5月就会有第一批士兵从阿富汗回国。画面配着英雄凯旋时夹到两旁百姓迎接的画面，奥列格从厨房出来，似乎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我们战败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握着他的手说，这不是你们的错，历史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奥列格摇摇头，把电视关了。
我们去完同学会做车回家。莫斯科曾经是个很大的城市，如今对我们来说用走就走的完。
我们怀念阿富汗广阔无垠的戈壁与滩涂，怀念兴都库什神圣庄严的身影，怀念枪林弹雨中残存的纯真与善良，以及人性荒漠里可贵的甘露。战争的魅力是极致的恶与极致的善交相辉映出来的暴力艺术，它在我和奥列格的生命中已经成为了永恒。
奥列格曾经说，“战争既是一代人永不愿揭的伤疤，也是无可言表的回忆。”
我想他说的是对的。
—完—
第42章 番外·二十六小时
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说，“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解决这个烂摊子，你必须做到。”
他坐在我面前，双手微微颤抖。他的私人医生说他最近血压并不理想，他还有肝的问题，他不能摄入过多脂肪……克格勃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一切，比他自己更加了解。克留奇科夫甚至希望知道他每天掉多少根头发，老实说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克格勃的水准在降低，它应该是一个为了保卫国家稳定与和平的安全机构，但克留奇科夫把它当作戈尔巴乔夫的大型私人保姆组织。
克留奇科夫是我职业生涯的导师，我还在外交部的时候初次与他会面，他听了我的报告，说，“我喜欢这个家伙。”62年我进入克格勃，近三十年的时间他一手提拔了我。
克格勃的人说我们形同兄弟，虽然性格迥异行事风格也并不一样，但默契度很高。我知道这是他喜欢我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知己，就像重新培养一个自己出来。我利用了他这样的心理，一直心安理得。
结束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刚过十二点。克格勃内部非常乱，所有人都在找我，但我并不知道怎么做。我的脑袋很乱，没有任何思路。
我对秘书说我可以见任何人，但是我不看文件，也不会签署任何文件。
巴卡京和我吵了一架，我挺欣赏这个人，他有一些我喜欢的正直品性。他认为应该控制内部，限制行动和出入。我告诉他，控制内部没有任何用。这不是克格勃的问题。红场上的士兵不散，那些记者会叽叽喳喳一直吵下去。训练了你们这多年还不会应付记者要你们干什么？
我知道我必须先去一趟“水兵寂静”。*
狱警带我到牢房门口，为我开门。克留奇科夫安静地坐在矮床上，用深沉的目光看我。他白发苍苍，双眼耷拉，两侧的颧骨上印着褐黄的老年斑，比我想象中还要衰败。其实他远远不到风烛残时，连七十岁都还没有，如果他不参与这次政变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活不过他。他曾经是个风采熠熠的幽默男人，很会调教人，知道如何控制人心并且善于利用。
（*水兵寂静：俄罗斯监狱，以收押政治要犯著名，“八一九事件”后，这里曾关押过原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原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等）
我握了握拳头，回应他的目光，克制心脏的颤抖，“这是历史的选择。”
“哼。”他低笑，站起来走向我。我忍不住往后退，这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虽然我善于在他眼皮底下耍小聪明，但不代表我认为他好糊弄。这个时候他肯定知道我利用了他。
我感觉到他的手摩挲我的侧脸颊，用一种类似父亲的目光注视我。他总是知道怎么让我情不自禁，这是让我最害怕的地方，也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终究比我老道，在对人的内心的了解上姜总是老的辣。
他温柔地说，“我知道你会来。”
我气得挣扎，“你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现在的处境想想吗？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
他冷笑，“你呢？你以为戈尔巴乔夫会让你好过吗？”
我面无表情，“至少我活下来了。”
这座监狱外，每天都有人流血死去。能活下来就是赢。这是你教我的。
他冷哼，“你怎么知道我活不下去？”
我说，“就算你能活下来还能怎么样呢？你已经这个岁数了，身上有策反的罪名，进过这个地方的人有几个活着出去还有好下场的？”
他伏在我肩上深深嗅了一口，轻轻说，“你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