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死当涂 番外完结 (薇诺拉)

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摸出来一看，十几个来自医院护士的未接电话。我知道大事不妙，拔腿就往医院方向赶。

若是为了揍那畜牲错过送我爸最后一程，我才真正会抱憾终身。幸好我家老袁坚而挺之，在我赶去医院前，一直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老袁的喉管已经被切开了，医生们在尽最后的努力施救，同时也惊叹于老袁的顽强，他的脸已经涨成可怕的猪肝色，喘气的时候你会听见咕嘟咕嘟沸水冒泡的声音。

医生跟我说，老袁弥留前曾经回光返照，居然能说能动，还差点从床上坐起来。他跟人讨酒喝，讨肉吃，酒得是那种二两五一瓶的白酒小炮仗，肉得是皮肥肉瘦、桂花与蒜泥缺一不可的大肘子，他还跟人讨儿子，他让人赶紧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来，他说要儿子背着回家。

老袁清醒的时候耳朵就不好使，所以跟他说话我基本靠吼。我走上前，紧握住老袁的手，扯着嗓子大喊：“我在这儿，你也在这儿，咱爷俩都在这儿，这儿不就是家吗！”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估计还是有点可笑的。

按理说这个时候老袁应该什么也听不见了，但奇怪的是他又好像听见了——老袁也一个字没说（他早说不出来了），那枯柴似的手反过来紧抓了我一下，抓得我的骨头咔咔作响，然后他就阖上了眼睛。

老袁走了，带走他余留人间的最后一丝眷恋——对我的眷恋。

接下来就是给老袁办后事。这个问题在他还清醒的时候，我曾跟他讨论过。中国人的传统从来都是入土为安，可老袁坚持要海葬，他说海葬好，海葬环保，海葬不花钱政府还贴你钱，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拖累我太多，争取死后就不给我添麻烦了。

是否让老袁魂归大海，这个主意我没拿定。但火葬场就离我们的家不远，让他在哪儿火化似乎不是什么难决定的事。

我叫上了不少人，从街坊邻居到一起看大门的六叔，老袁一直是个好面子的人，黄泉路上不能让他冷清了。我还请来老袁单位的老厂长来为他念悼词，因为那是他最耿耿难忘的光荣岁月，坐享能到处吃喝的肥差，曾一个人以三斤白酒撂倒一桌外厂的客人，名扬厂里厂外。

　　老厂长自己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年纪，比起曾经冷脸把老袁交给了民警，这回他欣然应允，看来“逝者为大”这话很有道理，中国人待死人永远比待活人厚道。入殓当天，老厂长穿得干净体面，在众人面前颤颤巍巍掏出一张纸，他说老袁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坚持不懈的一生，无悔无愧的一生……

我认为老厂长有点水平，四个字的成语层出不穷，而且他极富感情，念起悼词来抑扬顿挫，一咏三叹，乍一听简直是要追封老袁为烈士的节奏。此外，他还着重表扬了我。

好多人都哭了。

我的一只手插在兜里，握紧了打算偷偷塞进老袁骨灰盒的小炮仗。我没有哭。一来老袁没那么伟大，二来我更差得远，我们只是这世间千千万万平凡父母与子女的其中之一，我幼时他养育我，他老来我伴着他，这种感情既不能以血缘二字轻率归纳，也毋庸以眼泪渲染。

老袁离开之后，一连半个月我都会梦见他，但那些梦始终不清晰，常常是老袁已经老成了一颗老北京城里的歪脖子树，而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模样，有时那个皴着一张老脸又瘸腿歪嘴的老头就与我一街相隔，可每次我笑着向他跑过去，总会被不知哪儿来的人流冲散。

时间定格又消散于我们相依为命的那一年。每一回都在梦里嚎啕大哭，每一回又在醒来时把眼泪擦干。如开窍一般，往往醒来以后我就会冒出许多离奇的想法，我想把这些想法全都编进《醉死当涂》。

当我在家抓破脑袋编舞的时候，《遣唐》的首演在艺术中心一炮打响。在黎翘开启全国巡演之前，他来我这破地方找我。

隔着两米远的距离黎翘望着我，他的目光前所未有的温柔与克制，缠绵地围着我绕着我，如轻柔的风稀疏的雨。他没走近，我也没迎上去，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一眼两眼三四眼，仿佛十年百年千万年。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爸过世了？

“告诉了又怎样呢，人都走了。没事儿，走得不拖拉，不痛苦。”这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与这人敌对的态度，再见到黎翘我挺高兴的，只是秋风有点凉，多少掐灭了一点常伴在我脸上的喜气。

“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能不能借一点艺术中心的场地？我现在缺一个排舞的地方，还缺……一个剧场。”

“没问题。近两个月还有两场大型演出，只要和它们把时间错开，整个艺术中心随你用。”黎翘爽快答应，又问，“还有别的吗？”

“没了，都挺好的。”难得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谈话，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提顾遥那笔烂账。我张开手臂，笑着跟他说，“我在新闻里看到《遣唐》要全国巡演了，祝你马到成功，抱一抱吧。”

黎翘便走上来。他占身高优势，两臂张开，忽然将我完整裹进去。

许是上回那失控的几个巴掌令他也感到后怕，一开始他抱我抱得小心翼翼，而后渐渐用足力道，我被他搂得呼吸不畅，一颗时上时下的心却终究平静下来。

一直到黎翘离开，我们都没再多说一句。这阵子我听了太多“节哀顺变”的话，过多的安慰实不必要，我很享受这一刻的静默。

《遣唐》当然会成功，但《醉死当涂》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



三十八、醉死当涂（下）

我再见黎翘已是三个月后，期间他忙于《遣唐》的全国巡演，我也没闲着。

活人不在身边，新闻却铺天盖地，抬头不见低头见。电视与网络上都常能看见黎翘与杨滟接受媒体采访。据那些新闻说黎翘还在巡演的某两站换掉了男主角，亲自上台过了一把戏瘾，除个别永远无法取悦的批评家，反响相当不错。杨滟的反响就更好了，她在采访中披露自己即将离婚，虽没点名道姓直指顾遥，但却光荣树立起一个为艺术牺牲个人生活的美女舞蹈家形象。偶有一个瞬间我望着屏幕上的俊男美女出神，我会觉得其实他俩在一起也挺好的。

别的主创与群演早先一步回了北京，但黎翘与杨滟没回来，他们受邀赴美，结伴飞往了大洋彼岸。

实则按照合同威尔顿这会儿也该飞回德国了，但黎翘又临时续约了他三个月，摆明了是要留他在北京，替我监一监《醉死当涂》。但德国佬依旧看不上我，从他时不时紧拧的眉头、斜睨的眼睛与耷拉的嘴角中都明确无误传递出这个信号。我有且仅有自知之明，舞美灯光之类的设计一切从简，若非遇见实在堪为我能力之外的问题，尽量别现身招人讨厌。

我对《醉死当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扩编，它由一支数分钟的独舞变成了一出由群舞、双人舞与独舞共五部分组成的小型舞剧，而改编的依据多半来自于这些年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自于我怀念老袁时的梦境与我个人那少得可怜的舞台经验。所以遇上能力之外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威尔顿本一点不愿掺和我这没头没尾的一出戏，偏偏我抱必死之心，只要他一出现，就亦步亦趋地尾随、前进，连他出恭亦不放过。古有杨时立雪于程门，今有袁骆冰蹲候厕所，威尔顿每每尿毕将一管毛茸茸的阳具又放回裤裆，转头就能见我一张笑得倍儿殷勤的脸。在我如此锲而不舍地胡搅蛮缠下，威尔顿最终作出妥协，但他要求我，《醉死当涂》的公开宣传过程中绝对不可以出现他的名字。

我本来也没打算公开宣传。

我不想伸手向黎翘要那笔解约费，一来当初是我自己一意孤行非签约不可，二来我也实在怀疑自己有没有那个立场。顾遥那声关于“狗”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已将我牢牢挟持，我提醒自己毋须害怕雪藏，无非也就是三年不能拍戏，不能参加媒体宣传与商业活动。

公演的日子选在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考虑到影视公司的法务随时准备着细抠合同然后起诉我，所有的宣传活动只能偷偷摸摸暗中进行。Skylar想了个既节约成本又不易引人注目的法子——由她带着姑娘们去大学城还有居民区派发《醉死当涂》的门票。门票是老K设计的，主题是一代舞蹈大师王雪璟的谢幕演出，另附歪诗一首。

众人拾柴之下火焰高不高是不知道，但最起码，不要钱。

我跟姑娘们一起，既要登台表演，也要走街串巷。嫌雪佛兰行动不便，我以一辆小破自行车载着一个姑娘，在老北京的校园与民宅之间，迎着凌冽冬风，梭游如鲜活的鱼。我们不仅送票上门，还要竭力煽情鼓吹，逢不懂行的就说是告别演出以赠票回馈社会，逢较真些的就老实交代，咱们虽不是文化巨擘，却有一颗追求艺术的拳拳之心。几天下来战绩可喜，接受赠票的那些人里十之七八是一转身就把门票扔在地上、踩在脚下的，但余下两三成当真表示极感兴趣，愿意前来。

转眼日子过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数千张门票悉数发完，有乐观点的姑娘问，咱们拿了艺术中心里最小的剧场，才两百来个座位，如果到时来的观众远远不止两百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