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阐述的观点。就现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对的,如果每项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后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将会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问题的层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项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只在乎政令后施行后对自己有益与否,而不会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义。所以对“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执行。而在执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终会达到“知之”。若是不执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谓“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而让卫希颜更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断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注解曰:“诗礼乐教化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兴学识字始。”
意思是:诗礼乐教化百姓,执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诗礼乐,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让他们发扬创新;如果百姓还没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而教化要从广兴学塾,普及识字做起。
诸如此类的注解在《论语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名党诸官员在讨论修订《集注》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不仅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真实的理解,而且在为政、治学上也有不少体悟——名可秀以共同撰书的行为,进一步统一了名党各官员的思想,而这些官员又会用这些思想教育影响他们的子孙,一代传一代。
这部《论语集注》不仅仅只在名党内讨论,名可秀还分别寄稿给尹焞、蔡发等相熟儒者讨论,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人也曾与好友知交讨论意见,因此这部《集注》一经刊刻问世,就引来了士林的广泛关注,赞同、批驳的都有。而总领《集注》的首撰——只署号而不具名的“枫山居士”也再次引发了士林的揣测评议。
若是这些儒者知道“枫山居士”就是可秀的别号,会不会号啕以哭?
卫希颜唇边绽出笑意。
便听名可秀悠然的声音又道:“五六年后,宋之意在路司两任期满,就有足够资历执掌礼部了。”
卫希颜又笑起来,她自然领会可秀话中之意。
礼部现今为胡安国所掌,以他的身体状况来看,应该还能撑个五六年。而宋藻若无外任路司的经历,到时和其他有资历者竞任礼部参知政事就未必处于优势地位,不如先退一步到地方,挣了资历再回中央,便可掌礼部入参政。
那时,就是《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标准注解的时候。
作者有话要说:嗯,这章涉及《论语》,有些卡文,更晚了:)
正文 352话议经界
才过九月,临安天气已冷,朝廷因吏考掀起的波潮仿佛也随着天气渐冷渐静。至少,表面上如此。
这一年的上半年,有三百多名官员因为吏考贬职罢职,也有三百多名官员因为吏考升职晋位,其中——
从县令升通判的官员,多是建炎二年的制科进士,也有考绩卓逸的建炎四年进士科进士——县令只满一任便超擢晋升通判。而官员贬黜或晋升空出来的通判之职,皆由考绩优上的建炎五年制科进士晋位;空出的县令之职,则以践作期满的建炎七年进士科进士考核补位。
这一年的下半年,三省高官变动,而政事堂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
“真是风云变幻的一年。”许多人心中感慨。
朝堂地方都安静了不少,仿佛一下少了纷争和蝇营狗苟,官员们都克己奉公、兢兢业业起来。
或许这种景况持续不了多久。但无论如何,建炎八年的这个冬季,在格外寒冷中又格外干净。
十月刚入冬就下了场雪,地面屋顶都铺了层薄雪,白色的,清冷,干净。
胡安国在府内竹园聚客,小轩厅内烧着火盆,两三扇轩窗开着,几人围炉饮酒。
谯定喝着温热的桂露春,望着窗外昨夜被雪风吹折的几杆苍竹,心中一时感怀,叹道:“冬雪摧寒竹,明年春暖,又是新竹发。”他微笑捋须,转头看向胡安国、范冲二友,“李伯纪雷霆风雨,可谓摧倒老竹,焕生新竹——子发虽受牵连外放,但从吏治清明来看,却是大有裨益;上来这些年轻官员,恰如春青之竹,清新蓬勃。”
他话中带着劝解,胡安国自是听得出来。
翰林国史院掌院范冲却朝天翻了个白眼,凉飕飕道:“谯公站在高处,眼界心胸果与某等凡人不一样。”他心里仍然为朱震去职抱憾,又恼怒谯定不曾为朱震上折说话,话里便带刺,讥讽谯定在吏考波潮后得了高升,却不顾旧友贬谪,失了朋友之义。
谯定从学士院迁调门下省,实际上官职没升反降——学士承旨是正三品职官,而门下省都给事中是从三品职——但从学士院这种谘政官迁任门下省掌批驳的实职,从职权上来讲不可同日而语,确可当得起“高升”二字。
范冲这话讽人不留情面。
谯定性情宽宏,又有道家的洒脱,知道范冲为人素来“犯冲”,哈哈一笑不作计较,只道:“子发外任,未必不是好事。”
范冲又翻了个白眼,仰鼻哼声不语。
两人这种情状在朱震去职后,已发生过好几次。胡安国拢着毡毯微微摇头,开口劝范冲,“达微兄说得没错——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胡安国心道,以朱震的处事手段,并不适合相位争斗。
这次吏考,从明面上看,是李纲的雷霆手段,但深入想,那些考德考绩取证详尽,连后宅阴私事都查得清楚,岂是单凭吏部就能搜罗出来的?胡安国确定,其后必有人支持——宰相丁起必有插手,还有和他对立的户部参政叶梦得,以及这次吏考获利最大的新任吏部参政赵鼎,更或者,还有枢府那位。
当初朱震被清查时,谯定就曾对他道:“子发这是受人之累,马前失蹄呀马前失蹄。”他一连说了两个“马前失蹄”,又重重落音在“马前”二字上。胡安国心里悚动,谯定的意思是“马前卒”?——朱震去相的背后是皇帝与枢府的权争?胡安国只觉手足冰冷。
再往深入想,那些被罢黜的那些官员,包括工部官员在内,多是涉案贪污,但御史台为何没有弹劾?吏部为何积在这一年的考课并发?——显然是要一网打尽,省得弹劾立案打草惊蛇。若说吏部不是与御史台共同合谋做的长远筹划,胡安国都不相信。
而枢府卫轲是在背后推手,还是一早就参与其中?
胡安国无法确定。
但无论如何,朱震去相并非构陷入罪,确实是御下不严,确实是失察——工部那么大一个坑,朱震身为长官竟被下属蒙蔽至此,不能不说在察人明事上少了才具。
当初朱震因名望而居相位,但没有相匹配的才能,这相位岂能做得长久?贬相到了地方,或许还更适合。
谯定和朱震相比,无论识见还是才能都高出好几节。胡安国是真心期望谯定能入堂参政——政事堂的格局便不是倒向丁、叶两派。虽然最终谯定是入主门下前省,但比起学士院的谘政议政之职,门下都给事中的权力显然要大得多。
胡安国自然不愿意看到范冲和谯定之间产生隔阂,如今程系学派的实力已在朝中削弱,他不希望在己方再发生矛盾,便屡次劝解范冲,奈何范冲又犯了倔脾气,每次见了谯定都没有好声气,差点没说他背友求荣。
范冲喝了几盅酒便说告辞,胡安国笑着摇头,也不强留他,吩咐三子胡宁送范学士到府门口,便与谯定说起上午政事堂议的荆南路经界田亩奏议。
***
枫阁内,名可秀也正和丁起说着李椿年的经界田亩。
李椿年原是宣州宁国县令,因在宁国县推行经界田亩、平均赋税卓有成效,五年内便连升通判和知州,后来荆湖南路邵州溪峒叛乱平定,又从宣州迁知邵州。
名可秀将李椿年调到邵州的目的就是为了经界田亩。
邵州溪峒叛乱原因很多,但究其根底还是土地税赋遗下的祸患——
以前,朝廷从毗邻峒民的乡里集人户为义保,又从蛮峒中选人户组为峒丁,作为兵户登籍在官府名册,捍卫汉峒相邻界境,并按人口给田,禁止擅自出卖和私自交换,一丁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
但道宗政和以来,州县征敛百出,或重复摊派,义保峒丁租赋不复旧制,便有私自将田卖给溪峒换钱粮的,一旦税吏催科上门,就举家迁出,依附溪峒;而官府仍按旧籍催科,使乡民在固定租赋外又得加税填补空额——公家靠此取利,怠慢不查销空籍,每岁征总赋,乡民不堪其苦,反而投靠依附溪峒。又有狡猾的世家大族将田产隐匿在峒人名下,躲避租赋。如此种种,使得汉民省境和溪峒的地界渐渐模糊。而溪峒愈侵省界,致官府失税,蛮獠日强。
要解决溪峒之乱,武力镇压只是一时之策,要彻底消弭隐患,必得实现真正的“招安”——若官府能让峒民安耕适织,谁还有心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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