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雍高帝纪 (我勒个深深去)

　　“有什么好矛盾的？”刘符不甚在意地道：“从不吃螃蟹的人，难道你将螃蟹放在他手上，他就会吃么？”
　　刘景疑惑已解，捧过桑葚吃了起来，“我记得之前你听说百姓拦住丞相车架，还有点闷闷不乐呢。”
　　刘符怕又弄脏了手，忍住没吃，只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不要翻旧账。”
　　刘景又吃了一阵，动作渐渐慢下来，“无论是赵、齐，还是南梁，宰相似乎都不像我大雍一般权重。”
　　刘符点头，“不错。我放重权给丞相，其实是逆势而动了。”
　　“嗯？为何逆势？”
　　“宰相之权即为外廷之权，若削之过甚，明君雄主自可大权独揽，可从无一朝能代出明君，凡有常君、庸君、昏君，无力主政时，又不可能再将权力还给外朝，自然要倚仗内廷，到时就是宦官弄权、外戚干政，历代未尝有不由此而衰者，除去南北五代之外，亡于宦官外戚的，总比亡于权臣之手的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可那又怎样？权力总是握在自己手里才踏实。最一开始三公坐而论道，怕三公权力太大，于是设尚书台；后来见尚书台权力太大，又设中书门下；中书门下权力大了，就又设枢密使、设同平章事，如此循环往复。每每觉着外廷的权力大了，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内廷中再推出一个来与之抗衡，可没过多久，就又会挣出一个“真宰相”来。但无论如何，总有一样不变——宰相权力总是层层下放，六部事权愈重，而宰相的手越来越短。”
　　“若说我一点不曾削丞相的权，却也不实。毕竟大势如此，总有它的道理，说此话时我大可做一个局外人，同你高谈阔论，可真去做的时候，我就是局中之人了，总要为子孙打算。我大雍丞相，不可能代代都如王景桓一般，那些秦砖汉瓦虽好，却也没法拿来盖今日的房子，若是一味崇古，谁知会不会成下一个王莽？前些年我改了官制，六部既立，丞相便再无属官，其实无长史诸曹，何谈为丞相？只是我喜欢“丞相”之称，才仍旧要人如此称呼罢了。”
　　刘景放下桑葚，“哥，这些太难了，我可想不通。”
　　刘符叹了口气，“其实我也还想不太明白，总担心一步踏错，遗祸千秋。”
　　“总之丞相车架再被拦住，你不会再不高兴了。”
　　“又来！”刘符不满，随即不知想起什么，神情忽然高深起来，“景儿可知，为君者也有高下之别？”
　　刘景摆了摆手，“臣弟可不敢知。”
　　刘符哈哈一笑，随即板起脸道：“我和你说正事呢。丞相为善政，百姓多之，君之下者闻之而喜，这就叫少智；君之中者闻之而忧，这是多疑；君之上者且喜且忧，能御而用之，才算恰到好处。”
　　刘景知他又要借此自夸，于是一脸揶揄地问：“如此——王兄必是这‘君之上者’吧？”
　　刘符摇摇头，看向窗外，见王晟正远远地朝着他们走过来，看了一阵，脸上忽然露出一个笑，“我自然不在这三者之中。”
　　刘景一愣，又问：“那王兄闻之，作何反应？”
　　刘符答道：“我闻之而喜。”
　　说完，他撇下一头雾水的刘景，高高兴兴出门去了。
　　“景桓！”刘符一面大步去迎，一面朗声喊道，没有一点久病缠身的样子。
　　“王上，”王晟对他一揖，随后从袖口中拿出一份军报，“代州、庐州已反，青州也有异动。”
　　刘符接过，却不展开，“嗯，意料之中罢了，从长安发出的信也都截下来看过了么？”
　　王晟点点头，在袖口中掏了掏，又掏出一沓书信来，刘符大奇，扯着王晟的袖口便要探身往里看，“景桓，给我看看你的袖口怎么这么能装……”
　　王晟无奈地扯了扯袖子，“王上要如何处理这些书信？”
　　刘符放下他的袖口，却拉住他手不松开了，“自然是当着大家的面烧了，显得我胸襟博大，不计前嫌，让他们痛哭流涕，再无二心。”
　　王晟颔首，随后便听刘符又道：“不过烧之前我得偷偷看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趁我生病勾结外臣，夺我刘氏江山。”
　　王晟笑问：“王上这病该好了罢？”
　　“嗯……”刘符沉吟片刻，“他们说我的嘴唇今天有点发紫。”
　　王晟方才不曾注意，这时定眼一看，发现果真如此，一下子担忧起来，“王上又有哪里不适？”
　　刘符不答，凑过去很是亲了他一阵，王晟尝到一股桑葚味儿，明白过来，因着说不出话，只得无奈地捏了捏刘符的手，却引得刘符亲得更欢。过了好一阵子，刘符放开王晟，打量了他一阵，笑道：“景桓，你这会儿嘴唇也有点发紫。”
　　王晟闻言抿了抿唇，刚要说什么，刘符却先道：“别担心，议事之前，我先赐他们每人一盘桑葚吃。”
　　这一天，百官在下午时突然被叫去宫中，莫名其妙地吃了一盘桑葚之后，传说已寝疾的王上忽然生龙活虎地出现在正首，痛心疾首地道：“诸位，代、庐、青三州反了。”
　　于是群情激昂，纷纷请求平叛。
　　刘符既在，这场叛乱自然平定得十分容易，就如同桌案上溅了几滴水，拿手指一抹便轻轻巧巧地擦去了。梁预却仍是称了帝，消息传入长安时，刘符正同王晟、蒯茂和陈潜一同纵论世事，接过报告只冷笑一声，放在一边。
　　他不动声色，继续听陈潜高谈阔论，“王上伐赵，齐不来救，周发岂会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只是长久之利比不上眼前之祸罢了。譬如六国合纵既成，秦人食不下咽，可过不多久便发现合纵之盟总是一攻即破，其实不足为惧。两国之盟，从无长久，何况六国？各国皆逐眼前之利，即便并非全部都是，但只要有一两国如此，合纵便难成。与秦相隔较远的燕、齐，秦人的长戟既然一时打不到身上，又岂会热心于合纵？于是两国之间各有征战，齐破燕都、燕掠齐地；而与秦接壤的诸国，若是因为合纵而得罪了秦，登时便有眼前之祸，求助于所谓的盟友，却未必会有援军，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比如楚怀王几次背约，反遭六国攻伐。秦人看破利害，稍稍分而间之，合纵便分崩离析。”
　　刘符点头，“他国总是靠不住的，精兵劲弩才是根本。”
　　“秦人胜在战场之上，却也胜在战场之外。”蒯茂突然道：“各国皆有变法，为何独在秦国大获成功？因秦久在西陲，固化尚轻，因此变法易行。而六国贵族老蠹，却仍然牢牢把持着国家，惯于享乐，从不知民之疾苦。六国中为秦所杀者达数百万人，致使土地荒芜，民生愈艰，庙堂之人却仍对其课以重税，刮取民膏，待民力一竭，国家自然便亡了。”
　　“嗯，秦朝二世而亡，也有此中原因。”刘符一面应着，一面却想，陈潜好比纵横捭阖的策士，蒯茂则像是信奉民贵君轻的旧儒，同是六国之亡，经他二人之口说出，却有不同的原因。这便是所谓兼听则明，可他要咨问过多少人，才能窥到全貌呢？他按下心绪，想了一想，又问：“因此汉时三十税一，应当可说是善政了吧？”
　　蒯茂答道：“不然。西汉时田赋三十税一，至东汉之末，更降至百中取一。但王上可知，田赋固然不多，却还有口赋、更赋、算赋、刍稿，百姓还需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百姓为避这种种赋税，于是卖身为佃农，为豪强力田，乃是十中取五。三十税一的利民之政，最后却反而利了豪强。文景之治历来为后世所称，殊不知在文帝、景帝治下，却有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隐匿山泽，谈何盛世？”
　　刘符皱起眉来，“依你之见，赋税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那该如何？”
　　“轻徭薄赋，当施惠于民。”
　　“若是国贫民富，如何？”
　　“臣未见有民富而国贫者。”蒯茂答：“王上若是意在取富于民，虽可一时充实国库，久后则国、民皆贫。若是还富于民，不与之争利，久后则国、民皆富。”
　　刘符一时沉吟不语，又听王晟道：“王上，国之富在民，民之富则在土地。汉初崇黄老之说，行无为之治，虽为休养生息，却对民间兼并不加稍抑，任大户巧取豪夺，终是养虎遗患。若开放土地，使民得买卖，必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豪强愈肥，而贫弱愈困。宜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为久安之计。”
　　王晟此语落在实处，让刘符心中稍稍有了些底。他摆了摆手，“民田为国之大事，日后再细细议论。只是我有一事不明，还请诸公教我。”
　　他沉吟片刻道：“新朝初立，为长治久安计，必行利民之政，这些在王公大臣桌案上面似乎千好万好，行之于下，却总有种种弊端。譬如三十税一，本为利民，可渐渐地好处都归了豪强，使得民生愈困。行至百年之后，必现积重难返之势。若能稍稍革之，则尚可苟延残喘数十年；若不能，则祸至无日，顷刻有覆亡之危。如何破之？”
　　蒯茂先道：“魏氏篡汉，削宗室、倚权臣，传不数代，遂使司马氏坐大，便也为人所篡。晋篡魏而起，反其道而行，大封同姓，结果得天下未久，便有八王之乱，致使衣冠南渡，神州陆沉。隋灭陈后，杨广谥陈主为炀，而后身死江都，竟也得炀为谥。宋起于陈桥兵变，卧榻之侧便不敢容他人鼾睡，终致靖康之耻。是故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欲国祚长远，首先得国必正。”